37.为什么说泉州清净寺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阿拉伯风格的建筑？
51.清源山《重修纯阳洞记》如何体现泉州多元宗教文化的和谐共处？
70.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对郑氏集团海外贸易的兴起影响如何？
71.锡兰王子到过泉州吗？他与泉州世氏家族的兴起有什么关系？
86.门多萨所著《中华大帝国史》和马丁·德·拉达《出使福建记》是怎么描述泉州的？
99.泉州在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的独特优势在哪里？
100.泉州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是如何落实“先行先试”策略的？
1.什么是“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习近平主席2013年9月访问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四国期间，于9月7日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提出的战略构想，演讲中首次提出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倡议。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时提出：中国将致力于加强同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明确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这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世界经济进入大调整大融合的新阶段，中国政府面向国际社会提出的重大合作倡议。
早在两千多年前，勇敢勤劳的亚欧人民就探索出多条连接亚欧非几大文明的贸易和人文交流通路，后人将之称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既是经贸往来之路，也是文明对话之路。既有陆路，也有海路。习近平主席此次将“丝绸之路”重新提出来，并将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对接，构成了“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既承继历史传统，又顺应时势之变。“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涵盖东南亚经济整合、涵盖东北亚经济整合，并最终融合在一起通向欧洲，形成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大趋势。“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则从海上联通欧亚非三个大陆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形成一个海上、陆地的闭环。
“一带一路”的倡议，希望通过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为推进实施“一带一路”重大倡议，让古丝绸之路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以新的形式使亚欧非各国联系更加紧密，互利合作迈向新的历史高度，中国政府还制定并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近9000字的文件系统勾勒出“一带一路”路线图，标志着“一带一路”步入全面推进阶段。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也要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一带一路”既是一条互尊互信之路，一条合作共赢之路，一条文明互鉴之路，也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更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谊之路。我们除了看到现实经济交往带来的物质繁荣的一面，同时还需看到“丝绸之路”历史传统中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合作的一面，这既是一种历史的精神，同时还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2.什么是“丝绸之路”？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的概念，指的是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开辟的，由中国经西域通往中亚阿姆河—锡尔河地区以及印度地区的商业贸易道路。由于中国在西方最著名的商品为丝绸，故称之为“丝绸之路”。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丝绸之路的外延和内涵不断扩大，泛指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古代（1840年前）交通路线和交流途径。丝绸之路是由一系列节点组成的国际贸易网络。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可的“丝绸之路”有4条：一是“绿洲丝绸之路”或“沙漠丝绸之路”，由中原地区经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帕米尔高原通往中亚、西亚和欧洲；二是“草原之路”，由中原经蒙古高原通往俄罗斯和中亚；三是“西南丝绸之路”或“南方丝绸之路”，由中国西南地区通往印度和中南半岛；四是“海上丝绸之路”，由中国的泉州、广州、宁波等港口通往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等地区。前三条路线可称为陆上丝绸之路。这里着重介绍陆上丝绸之路。
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联合西域诸国对抗匈奴，丝绸之路全线贯通，被称之为“凿空之旅”。东汉时期，班超重新打通一度断绝的丝绸之路。公元97年，甘英出使到达红海。三年之后，罗马帝国下属的马其顿地区遣使来华。公元166年，罗马帝国皇帝安敦派使者来洛阳，这意味丝绸之路延伸到了欧洲。而在张骞通西域之前，就有存在一条从中国四川到印度的贸易路线。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东西方处于分裂动荡之中，所以丝绸之路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尽管如此，东罗马帝国、波斯萨珊王朝、印度笈多王朝等国家时有遣使来华。这一时期，有许多外国僧侣来华传法译经。
隋唐时期，随着中国大一统局面的奠定和社会经济的繁荣，丝绸之路迎来了新时期。拜占庭帝国、波斯帝国、大食帝国、天竺、中亚、东南亚等数十国使节、商人、僧侣络绎不绝，一度使长安和洛阳成为国际大都市，商品贸易和文化交流繁盛。但唐朝后期，由于战乱等因素影响，陆上丝绸之路衰弱，中国对外交往逐步让位于海上丝绸之路。
宋朝时期，尽管依然还有阿拉伯和印度地区的部分使者和僧侣通过丝绸之路来华，但是由于西域局势的不稳定，陆上丝绸之路作用大为降低。直到元朝，蒙古帝国征服欧亚大陆，东西方交通进入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人员往来、商业贸易、科学文化交流空前频繁。
明清时期，由于大航海时代的来临，总体而言丝绸之路已经不复往日的荣光。清朝，草原丝绸之路开辟，主要运输商品为茶叶，由张家口或呼和浩特经乌兰巴托至恰克图，然后再抵达俄罗斯和欧洲。这成为这一时期丝绸之路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
丝绸之路几经兴衰，但其贯穿东西，各种商品、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在丝绸之路上交汇融合，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推动了人类的文明交流和历史的进步。
3.什么是“海上丝绸之路”？
1913年，法国汉学家沙畹首次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1967年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在其著作《探索海上的丝绸之路》一书中正式使用“海上丝绸之路”的学术名称，后来被国际学术界普遍接受。海上丝绸之路，泛指中国与外部世界进行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古代（1840年前）海上通道。
海上丝绸之路按照区域划分，大体可分为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两大干线。东海航线主要通航日本和朝鲜半岛。南海航线泛指经过南中国海海域的航线，从东南亚、南亚、西亚一直延伸到东非地区。
秦朝时期，中国就已经和日本、菲律宾有了海上往来。汉朝时期，出现了一条从雷州半岛出发沿中南半岛航行抵达印度东海岸的贸易航线。秦汉时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航海造船技术的发展，中国已经和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海上贸易往来。赴印度求法的法显乘船辗转回国成为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一段佳话。
隋朝时期，隋炀帝派遣常骏出使赤土国（今马来半岛南部），加强了中国和马来半岛的海上联系。唐朝时期，东西方海上交通进一步发展，来华贸易的阿拉伯、波斯、印度、东南亚的船舶汇聚广州、扬州等大港口，珍宝堆积如山。广州还形成了通往阿拉伯地区的著名航线“通夷海道”，外国侨民居住于“蕃坊”。同时期，日本遣唐使也多次往来于东海航线。魏晋南北朝至唐朝时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期。
宋朝时期，与中国有海上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超过了60个，朝廷在泉州、广州、宁波等港口设立了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市舶司，相当于现代的海关。越来越多的中国海商主动频繁出洋贸易。元朝时期，蒙古帝国横扫欧亚，海上交通也大为贯通，与中国有海上往来的国家和地区更是达到了200多个。泉州一举跃居为东方第一大港！欧洲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高丽人等各国侨民齐聚泉州，天主教、景教、伊斯兰教、摩尼教、印度教、犹太教等各种宗教也随之而来，缤纷多彩，鼎盛之极。宋元时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期。
明朝初期，郑和七下西洋，气势恢宏。但是明朝海禁政策的实行以及西方大航海时代的来临，中国的海上势力开始走下坡路。漳州月港既是明朝私人海外贸易的代表港口，也是西方人东来贸易的一个窗口。清朝，随着海禁政策的进一步强化，海外贸易更加式微。明清两代是华侨华人移民海外的高峰期。明清时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衰弱期。
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区域的重要港口有泉州、广州、宁波、扬州、蓬莱、北海、漳州、福州、南京等。
海上丝绸之路彰显了人类征服海洋的冒险精神，促进了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了人类的文明的交融，是一条进步之路。
4.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在哪里？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发展于三国隋唐，繁荣于宋元，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是近年来一直被热议的词。事实上，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跨度很大，因此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代表性港口城市，包括徐闻、合浦、扬州、广州、宁波和泉州等。如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是徐闻古港，从公元3世纪30年代起，广州取代徐闻、合浦成为海丝贸易主港，宋末至元代时，泉州超越广州，并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第一大港”。明初海禁，加之战乱影响，泉州港逐渐衰落，漳州月港兴起。
公元960年至1368年的宋元两代，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巅峰，也是泉州港海外交通的鼎盛时期，泉州港因环城种植刺桐树而以“刺桐港”闻名。海外贸易航线从东北亚的日本、朝鲜半岛至东南亚、南亚、波斯湾，一直连接到东非沿岸。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泉州市舶司官员赵汝适著《诸蕃志》，记录了泉州同海外5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往来的情况，并以泉州为起点计算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航程。元至正九年（1349年），长住泉州的江西商人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记载了泉州同海外的贸易往来此时已发展到98个国家和地区。如此广阔的海上贸易网络，使泉州成为无远弗届的世界经济交流中心，成为闻名世界的“东方第一大港”。
宋元时期，泉州有着世界上最先进的造船与航海技术。泉州湾宋代海船的出土证实泉州所造的海船，无论从坚固性、稳定性、适航性，特别是水密隔舱的安全设施等，在当时都具有世界先进水平。
宋元时期，泉州有着最具开拓和包容精神的人们。数以万计的世界各国商人、传教士云集泉州，伊斯兰教、印度教、基督教、犹太教、摩尼教等各种外来宗教纷纷传入，不同种族、不同文化长期和睦共处，相互交融，使泉州的城市文化异彩纷呈、美不胜收。
宋元时期，泉州是世界上最令人艳羡的城市。中国文人和西方旅游家将刺桐城描写成“无比繁华”、“货物堆积如山”、“商店数目比世界上任何城市的商店都多”的贸易城市。在这里，你“可以找到来自世界最遥远地方的商品”、“在港口看到的大船就有一百多艘，而小船则不可胜数。”
宋元时期的泉州海外贸易，在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说扬州、宁波、漳州、广州、北海等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点缀在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那么，泉州堪称最耀眼的明珠，在中国古代航海史上闪烁着熠熠光芒，历久弥新。
5.泉州湾的自然地理优势有哪些？
泉州湾，位于泉州市东部、泉州古港北部，北距福州港150海里，西南距厦门港57海里，是福州与厦门之间的主要港湾，也是泉州港三湾中最重要的一湾。地理坐标范围：北纬24°37—24°53，东经118°37—119°00，北纳洛阳江，西迎晋江，为晋江的入海口，也是晋江、洛阳江汇合入海的半封闭海湾。东濒台湾海峡，北起惠安县的崇武半岛，南至晋江石狮市祥芝角，海岸线140余公里。
泉州湾为基岩港湾海岸，内海系泥沙质岸，入海处属侵蚀性山地花岗岩岸，有辉长岩，岸线曲折，外宽内窄，宽42公里，水域面积500余平方公里。周围主要由花岗岩缓丘，红土台地和第四系海积——冲积平原组成，沿岸海滩在秀涂以北以淤泥质浅滩为主，秀涂以南以沙滩为主，泉州湾湾口拦门沙发育，泥沙运动活跃。港最深处有30米，平均水深4.37米。水温平均26.9摄氏度，透明度平均0.71米。潮差6.4~7.7米，半日潮，往复流，东西流向偏多。泉州湾口的潮流是明显逆时针方向的回转流，湾内逐渐为往复流，涨潮流向湾内，落潮流向湾外。湾内潮流一般顺着深水水道流动，主流经小坠岛与祥芝角之间进出。
其湾口向东南敞开，被大坠岛、小坠岛等岛礁分成几个航门，其中大坠门（古称岱屿门）是进入秀涂锚地和后渚港的主要航道。湾内有大坠岛、小坠岛、乌屿、白山屿、七星礁、马头礁等大小岛礁30多个。主航道在马头山与小坠岛之间，水深13米。
湾内的秀涂锚地，在北岛礁与马头礁之间，长约2.3海里，宽约2.9链（约58.3米），水深5~11米，泥沙底，流速2~3节，一般靠东岸锚泊，水较深，底质也较好。后渚锚地在马头礁附近，背依马头山，西及西南有马坂山、石壁，东南有高山岩（97米）、鹰高山（122米）为屏障，东面向大陆，港内掩护条件尚好，长约5.5链（约110.6米），宽约200~300米，水深在4米以上，泥底。大潮落流加刮东北风，流速可达3节左右。湾外端的崇武锚地，在崇武西侧小湾澳内，水深4米以上，泥沙底，可供小型船舶避6-8级的东北风。在大、小坠门至七星礁直至南乌石礁，这些水域都可作为锚地，底质为沙，锚着力好。
庄为玑先生认为古刺桐港包括“三大湾十二支港”，分别为泉州湾内的洛阳港、后渚港、法石港、蚶江港，深沪湾内的祥芝港、永宁港、深沪港、福全港，围头湾内的围头港、金井港、安海港、石井港；此外还有崇武、秀涂、石湖等港口，而重要内港则有南关港、乌屿港、梧宅港等。因海湾深入内陆，水域宽，航道深，有利于大型船舶泊碇避风。“泉州湾内有大小港湾，船舶碇泊甚大便利”。以俄国使节身份出使中国的罗马尼亚人尼·斯·米列斯库在《中国漫记》就曾谈到：“城市位于海滨，海湾伸入城内，因而大船能直接进入城市。海湾沿岸还有一些大镇，其富庶程度毫不逊色于府城。”
就古刺桐港之所在，以地理区位及山海变易来看，应以泉州城南的南关港为是。南宋庆元二年（1196年），在泉州城南“笋江、巽水二流之汇，蕃舶客航聚集之地”建起的顺济宫（天后宫），似乎已经说明外番商人的船只已可航抵城南；元大德六年（1302年），庄弥邵在《罗城外壕记》中也曾写到：“泉本海隅偏藩，世祖皇帝混一区宇，梯航万国，此其都会，始为东南重镇。……一城之要，莫盛于南关，四海舶商，诸番琛贡，皆于是集乎。”在这里，也逐渐发展起“金青龙、银聚宝”的商贸街区。
湾内最著名的是后渚港，是泉州港主要对外交通贸易港口。1974年在后渚港出土一艘宋代海船，为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体量最大、年代最早的海船，同时还是国内目前发现由海外返程且已出土的唯一古代海船。1976年又在东海法石发现古船残骸，1982年5月试掘，据沉积层中发现的陶瓷器全是南宋时期的产品，没有任何后世的掺杂物，初步推断这是一艘南宋时期沉没的古船。从沉船位置也可推见水道的变迁使泉州湾内腹地向东推进的过程。
6.为什么闽越族擅长造船与航海？
“闽在海中”的空间定位不仅仅是久远的历史记忆，更是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理格局促使闽人向海讨生的真实写照。生活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古越人素以狩猎、捕鱼为生，并善于在河川海道中行舟驾船。福建密布的河网和曲折漫长的海岸线，使闽越人很早就懂得造船与航海活动。
《越绝书》有言：“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汉书·严助传》中，也从多个角度提到当时闽越土著的生活习俗：“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入越地，舆轿而逾岭，拖舟而入水，行数百千里，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蝮蛇猛兽”。这些细致的描写，生动地反映了闽越先民生活在丛林溪谷之间，长年在山地攀缘奔行，同时亦善于在河川中驾船行舟的生活习性。
从武夷山城村汉城考古遗址出土的斧、锤、刀、钉等工具来看，也证明文献中提到的闽越人“伐材治船”的记载所言不虚。据考古发现及文献记载，闽越人所造船只样式有独木舟、了鸼船、戈船、楼船、方舟、舲舟等。《越绝书》中就提到：“越人谓船为须虑”，亦即了鸼船，其船“船头尾尖高，当中平阔，冲波送浪，都无畏惧。”这种船型也影响到后世福船与广船的修造。此外，同书中还提到“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楼船卒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为桴”，“方舟买仪尘者，越人往如江也”。成书于西汉初年的《淮南子》也提到“汤武，圣主也，而不与越人乘舲舟而游于江湖”。1973年连江县发掘出土的一艘以樟木刨空而成的西汉独木舟，也是闽越人造船技术的实物见证。
另据《史记》的记载，“元鼎五年，南越反，东越王余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人从楼船将军击吕嘉等。兵至揭阳，以海风波为解，不行，持两端，阴使南越。及汉破番禺，不至。”可见当时闽越人已具备一定的航海能力。
除此之外，闽越族所处的生活环境也影响到他们的精神生活，这在田野考古中仍可以找到些许印证。据《武夷山志》记载，在武夷山的崖洞及峭壁间保存着许多船棺，大王峰之升真洞船四，兜鍪峰船二，小藏峰船五，金鸡洞船二，鸡窠岩船三，真武洞船一，白云洞船一，除去小藏峰于万历与康熙年间坠落的两只，尚有十六只之数。船棺基本为原木刳制而成，有棹有楫，长度在六米左右，中间阔，两头尖，呈梭形。
1973年9月，武夷山观音岩崖洞发现船棺一具，棺身就是一条完整的独木舟。首尾底板向前后延伸，微微上翘；中间挖空，形成长方形空槽。从整个船棺结构来看，棺板薄，船体轻。1978年9月，在白岩崖洞中又发现一具船棺，船棺由棺盖、棺身两部分组成，上下套合。棺盖为半圆形，内部刳空，如船篷状，船棺盖、底分别以整木凿成，质地坚硬，体形轻薄，制作规整，造型奇特，表现了较高的制作水平。其质料经福建林学院林学系鉴定，是当地生长的一种楠木——闽楠。据C14测定，白岩船棺树轮校正年代为3445±150年，观音岩船棺树轮校正年代为距今3620±130年，由此可基本确定武夷山船棺应为商周遗物。参之文献，船棺葬当为此一时期“七闽”之中某一族群的葬俗。闽越先民水行山处的生活环境，直接影响到他们的葬制形式。武夷山船棺葬最大的特点是葬地选在临江面水的悬崖峭壁上，棺木距水面十几至几十米，意味着死者已经踏上登天的道路，而以船棺作为葬具，则应与闽越土著以舟引渡亡魂的朴素宗教意识有所关联。从考古学的分析来看，船棺葬应是闽越民族葬俗之创造，而其消逝又当与外来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变迁有关。
7.汉人南迁对泉州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哪些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原战乱频繁，北方汉人相继南迁入闽，不仅为泉州增加了大量的劳动力，而且带来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从而加速泉州社会经济的发展，泉州海外交通初步形成，出现以梁安港（今南安）为中心的对外交通中心。
汉代的闽中（今福建）是偏僻的边疆，人烟稀少。东汉末年，中原战乱，汉人开始大批入闽。孙吴时期，为扩大势力范围，着意向南发展，先后五次派遣军队入闽，带动大批北方汉人入闽。汉人入闽的高潮发生在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后，中原社会动荡，战争连年不断，汉人大规模迁徙闽地，史称“衣冠南渡 八姓入闽”，开始了北方汉人与闽人的大融合。东晋和南朝又不断有北方汉人南迁泉州，至南朝时期泉州已居留了大量的中原汉人。
迁居泉州的中原汉人，带来北方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对促进泉州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们把北方犁耕和牛耕的先进技术传入福建，普遍采用了粪肥，改变了过去火耕水耨的半原始耕作方法，提高了水稻的栽培技术，并开始种植麦、菽等北方作物，扩大耕地面积，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他们的到来，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使泉州的纺织业、陶瓷业、造船业等手工业也迅速发展。中原人民大批移居泉州后，经过100多年开发，到南朝时，泉州的社会经济已相当繁荣，为海外交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南朝时，泉州已是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有大舶往海外贸易，印度高僧真谛要回棱伽修国（今马来半岛）时到泉州换乘大舶。
8.历史上第一个到泉州的外国人是谁？
史料记载的第一个到泉州的外国人是印度高僧拘那罗陀，中文名真谛。
拘那罗陀是西天竺优禅尼国（今印度乌贾因）人，擅长经、律、论佛典三藏，尤其精通大乘佛法。南朝梁武帝大同年间（535~546年），梁武帝派遣官员护送扶南国（今柬埔寨）使者回国，同时寻访佛经和高僧。此时正在扶南的拘那罗陀受邀来华，于大同十二年（546年）抵达南海郡（今广州），后一路北上于两年后的太清二年（548年）到达梁朝首都建康（今南京）。梁武帝礼遇有加，命其翻译佛经。但后来由于侯景之乱，辗转江西浙江等地。陈武帝永定二年（558年），拘那罗陀来到晋安郡（今福州）研讨佛学翻译佛经。但好景不长，陈宝应图谋叛乱，拘那罗陀无意久留，于天嘉二年（561年）乘小船至梁安郡，即今泉州。
拘那罗陀到了泉州后本打算换乘大船回印度，但在太守、僧侣、信众的极力挽留下住在南安丰州九日山建造寺（今延福寺）翻译《金刚经》等佛经。这也是泉州佛教史上的重要事件。至今九日山存有一“翻经石”，是为了纪念拘那罗陀翻译佛经的功绩。天嘉三年（562年）九月，拘那罗陀从梁安港出发，乘船西归，计划前往棱加修国（今马来半岛北大年一带），但不料风信不顺漂流至广州。后来留在广州宣扬佛法翻译佛经，历时七载，于太建元年（569年）圆寂。拘那罗陀在华二十多年，翻译出大量有价值的佛经，同时还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弟子，对中国佛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拘那罗陀写下了泉州海外交通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动乱，大批中原人民移居泉州，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泉州社会经济的大发展，为泉州海外贸易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一时期梁安港的崛起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据学者考证，梁安港位于泉州，是泉州早期的贸易港。公元6世纪，泉州已经有大船往返于马来半岛，这说明当时泉州的海外交通已经扩展到了东南亚地区，同时也说明了航海技术的进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所以，拘那罗陀在南朝时期来到泉州绝不是偶然。
印度高僧拘那罗陀是史籍明确记载的来到泉州的第一个外国人，这预示着泉州港海外交通的初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9.道教与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有什么关系？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形成于东汉末年，渊源于古代的巫术和秦汉时的神仙方术。道教是多神教，认为万物有灵，它接受古人信仰的天神、地祇、人鬼，加上神仙系统，又吸收儒家的先王圣贤和佛教的阎罗王鬼卒，形成庞杂的神道系统。
早在秦汉之际，泉州就有隐者和方士巫术的活动，秦朝泉州人大道，替一路人的独生子去修筑万里长城。后在外地得道而归泉州，修真于清源山，至今清源山还留有“大道岩”古迹。晋朝晋江人陈寨，善禁咒术，为人治病，其事迹流传民间。
西晋太康年间（280~289年）建泉州最早的道教宫观白云观（元妙观前身）。东晋年末，江南发生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军信奉五斗米教，在福建活动达一年多。起义失败后，余部漂泊海上，有利于道教在泉州的流传。
唐朝对道教加以扶植、提倡，道教迅速发展。道教教主老子被封为“玄元皇帝”，宫观遍布全国各地，信徒众多。泉州的道教也得到发展，神龙元年（705年）改白云观为中兴观，开元年间（713~741年）改称龙兴观。又建紫极宫、金粟崇真观等。唐朝，泉州著名的道士有蔡如金、郑文叔、杨椎。
五代时统治泉州的闽王政权、留从效、陈洪进，推崇佛教、又倡道教。他们亲近道士，兴建道教宫观，后唐天成元年（926年），晋江王留从效改建紫极宫于泉州迎恩馆之西庑，节度使陈洪进建奉先观于惠安县南。五代著名道士谭峭，字景升，晋江人，撰《化书》6卷，分道、术、德、仁、食、俭六化，计110篇，运用道教哲学思想和儒家伦理观念，以类推比附的手法，从事物的变化中论述修道成仙的思想，探求社会治乱的因由，指出实现太平治世的道路。
两宋时期，泉州道教兴盛，修建许多宫观。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年），改泉州开元观为天庆观，嘉祐二年（1057年）建府城隍庙，崇宁年间（1102~1106年）建广孝观，绍兴二十三年（1152年）建东岳行宫，还建有真武庙、净真观、北斗殿、真君殿等。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各县先后建城隍庙、三清宫、崇真观、东岳行宫等。著名的道士有吴崇岳、叶森、苏绍成等。著名的道教研究著作有吕惠卿的《道德真经传》4卷，《庄子解》10卷。曾慥的《道枢》42卷，刘骥的《老子通论》2卷，陈权的《道德经注》，黄地的《南华真经解》等。
元朝统治者对道教实行支持的政策，泉州道教比较兴盛，元贞元年（1295年），改天庆观为玄妙观，至正年间（1341~1368年）永春县建三清观。著名的道士有德化人吴济川，与好友结庐于金钟山，曾往江西龙虎山拜正一天师学道。
明朝，泉州修了不少宫观，洪武年间（1368~1398年），重修紫帽山金粟崇真观；天顺年间（1457~1464年），重修紫极宫，安溪、惠安、永春修建东岳行宫等。著名道士有董伯华，善画雷符。道教名著有李贽的《老子解》《庄子内篇解》《易因》，汪旦的《道德经注》《黄庭经注》，赵建郁的《参同契释》等。
清代道教衰微，清廷严禁道士以方术“惑乱”民心，限制道教活动。康熙二十年（1681年），提督杨捷、知府蒋毓英重修紫极宫，雍正元年（1723年）重建永春东岳庙，乾隆十七年（1752年）晋江知县黄遇昌建县城隍庙，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提帅甘国宝、郡守王右弼等修元妙观。著名的道士有江士元，德化人；何琦，晋江人。道教名著有陈有年撰《阳符经解》2卷，王命岳撰《感应篇引经微事》2卷，李光地撰《阴符经著》2卷，《参同契章句》1卷等。
道教神祇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保护神，航行于海上的人，祈求道教诸神的保佑。
船在江河湖海航行，为保证航行平安，舶人信奉各种船神，道教神祇为船神的有玄天上帝、三官大帝，水仙、老仙人等。《顺风相送》中的《地罗经下针神文》呼请的神明有：指南祖师、轩辕皇帝、周公圣人、阴阳仙师、青鸦仙师、鬼谷子、孙膑、袁天罡仙师、杨救贫、王子乔、李淳风、陈抟、郭朴仙师、历代过洋知山知沙、知浅知屿礁精通海道灵山认澳望斗牵星古往今来前传后教流派祖师、罗经二十四位向尊神大将军、定针童子、转针神童、神针大将、夹石大神、下针力士、走针神兵、水神者、换水神君、罗经坐向守护尊神等。
奉使外国的使臣，沿途要到龙王祠降重，宣读祝文、投符箓，如徐兢奉使高丽时，遣中使武功大夫容彭年建道场于总持院，降御香、宣祝文于显仁助顺渊圣广德王祠。行至海驴礁时，投御前所降《神霄玉清九阳总真符箓》《风师龙王牒》《天曹直符》《引五岳真形》与《止风雨》等13符讫，然后张篷而行。
宋朝，泉州海外交通发达，海外贸易兴盛，为祈求船舶顺风平安，市舶司官员和地方官员到九日山通远王庙祈求顺风，也到法石真武庙祭海神。
10.泉州海上丝绸之路对佛教的传播起了什么作用？
泉州古代的海外交通非常发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很多外国僧人通过海路来到泉州，泉州僧人也通过海路到国外弘法、求法，从而促进了佛教的传播。
最早来泉州弘法的外国僧人是拘那罗陀（499~569年），Gunarata，意译真谛Paramartha。西天竺优禅尼国人。拘那罗陀应梁武帝之请，从扶南泛海到广州，然后到南京（建业）、江西、江苏。在华期间，他翻译佛经49部共142卷，是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之一。他致力于宏扬印度瑜伽行派学说，对佛学中的唯识论、“三性”等阐精发微，多有创建。南朝·陈·天嘉二年（561年）拘那罗陀泛海抵达泉州，挂锡南安九日山下建造寺（即后来延福寺），讲佛、播道、翻译《金刚经》，开创了泉州佛教与海外交流的先河，促进了佛教在泉州的发展。唐大中年间 (847~848年）来泉州弘法的外国僧人有印度高僧智亮（？~858年）。智亮侨寓泉州开元寺东律院。因他四时都袒一膊，故称“袒膊和尚”。后因慕德化戴云山“幽绝可庐”，常言“身在紫云，显在戴云”，遂与其师慈感结庐戴云山修持，时有驯服老虎伏其侧。唐末五代高丽僧玄讷。通解语文，嗣法于雪峰义存禅师。住于泉州福清院达三十年，致力宣扬宗风，远近学人皆来请益。北宋雍熙（984~987年）间，天竺国僧啰护哪航海来泉，番商施以金缯珍宝，啰护哪建宝林院于泉州城南。这是外国僧人在泉州建的唯一佛教寺院。南宋嘉定十年(1217年），来泉州学法的有日本庆政上人，其随回舶来泉州，侨寓泉州开元寺学法。翌年回国，在日本京都开创法华山寺。庆政上人回国时，从泉州开元寺带回福州版《崇宁万寿大藏经》中的《大涅槃经》《大宝积经》两部，今仍存宫内厅书寮。
泉州僧人到国外弘法的有唐泉州超功寺僧昙静。天宝元年（742年）鉴真第1次东渡时，昙静就随行前往，此次东渡日本，因高丽国僧如海告密而失败。其后4次东渡，不见有昙静的名字，可能没有参加。天宝十四年（755年），鉴真和尚第6次东渡日本成功，昙静随行。鉴真去世后，日本人淡海三船（日僧元开）据鉴真弟子思托的《鉴真传》写成了《唐大和上东征传》，其中称泉州超功寺的昙静是随从鉴真东渡的14位弟子之一，在日本传播佛教戒律。日本《类聚三代格》也载，昙静在日本担任传戒师并建放生池，对佛教在日本的传播起了一定的作用。明清时期，泉州港渐次式微，泉州与域外佛教交流活动亦受影响。至清初，方又有黄檗宗隐元禅师和首座弟子开元寺僧木庵禅师率大眉性善、悦山道宗、慈岳定琛、雪机定然、东澜宗泽、喝浪方净、圣垂方炳、大鹏正鲲和慈庵等僧人及佛教画师黄福官东渡日本弘法，开创了日本佛教盛宗—黄檗宗。因此海上丝绸之路对泉州佛教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加强了泉州与海外佛教的交流。
11.泉州是唐朝四大港之一吗？
成书于唐会昌六年（846年），由阿拉伯著名的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撰的《道里邦国志》载：“从栓府至中国的第一个港口鲁金（LUQIN），陆路、海路皆为100法尔萨赫。在鲁金，有中国石头、中国丝绸、中国的优质陶瓷，那里出产稻米。从鲁金至汉府（KHANFU），海路为4日程，陆路为20日程。汉府是中国最大的港口。汉府有各种水果，并有蔬菜、小麦、大麦、稻米、甘蔗。从汉府至汉久（KHANJU）为8日程。汉久的物产与汉府同。从汉久至刚突（QANFU）为20日程。刚突的物产与汉府、汉久相同。中国的这几个港口，各临一条大河，海船能在这大河中航行。这些河均有潮汐现象。在刚突的河里可见到鹅、鸭。”1865年梅纳尔发表了《道里邦国志》的法译本。
《道里邦国志》中描述的四个港口，普遍被认为是当时中国的四大港口。学者们纷纷考订港口的确切位置。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研究，取得比较一致的看法：鲁金是交州，汉府是广州，刚突是江都（扬州），汉久通常认为是泉州。
认为汉久为泉州的学者主要有：哈特曼、桑原骘藏、方豪、张星烺、章巽、朱维幹、唐文基、李金明、陈佳荣等。也有人对汉久是中国的哪一个港口提出不同的看法：持杭州说的有史不里格、江淳等；扬州说，亨利玉尔、藤田丰八等；明州说，沈福伟；福州说，苏基朗、韩振华、廖大珂等。
争议虽然存在，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唐代的泉州海外交通已相当发达。
泉州海外交通起步较早，公元561年的南朝，就有印度高僧拘那罗陀（中文名真谛）来泉州换乘大船驶往马来半岛的历史记载。由此可见，早在南朝时期泉州的航海与造船技术在国内已属较高水平，这为唐代泉州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唐代时，阿拉伯商人和传教士开始来到泉州。明代史学家何乔远的《闽书》记载灵山圣墓埋葬的便是穆罕默德两位传教泉州的弟子。唐代诗人包何的“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薛能的“秋来海有幽都雁，船到城添外国人”的诗句，描绘的正是当时泉州这种商贸繁荣、外商聚集的盛况。
12.唐代泉州为何有“市井十洲人”的说法？
唐代，泉州港逐渐兴起，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之一。唐天宝年间（742~756年）左右，诗人包何有《送泉州李使君之任》：“傍海皆荒服，分符重汉臣。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连年不见雪，到处即行春。”
诗中的“市井十洲人”描写了当时泉州蕃客云集的景象。
泉州在唐代就已蕃商云集，这为大量的史料和史迹所证实。《闽书》记载，唐武德中（618~626年）伊斯兰教传教士沙偈储和我高仕二人（相传是穆罕穆德门徒中的三贤、四贤）来泉州传教，后卒葬于泉州东郊灵山，世称“圣墓”。虽是传说，但可说明伊斯兰先贤很早就来泉州传教，并以此作为据点。清人蔡永蒹的《西山杂志》“池店”等条目亦载，唐开元年间（713～741年）晋江东石人林銮“航海群蛮海路”，“引来蕃舟”，“蕃商之陆行各地，设立驿馆，招待往来旅客”等事。这些都是古泉州在唐代已居住着来自海外的“十洲”商人的最好例证。唐会昌年间（841~846年）诗人薛能有“秋来还有幽都雁，船到城添外国人”的诗句，描绘泉州对外贸易的盛况。陈懋仁《泉南杂志》记载，唐代泉州为了加强对海外贸易的管理，设“参军事四人，掌出使导赞”，管理海外往来的使节和商人。从这些记载来看，泉州在唐代就有很多外国人往来贸易，因此在唐代称泉州“市井十洲人”亦是恰如其分。
13.为什么说泉州是伊斯兰教最早传入的中国城市之一？
公元7世纪初，穆罕默德（570~632年）在阿拉伯半岛创立伊斯兰教。后来，伊斯兰教不断向外传播，最终形成世界性宗教。
自唐朝开始，伊斯兰教就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唐朝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畅通，一大批来自阿拉伯和波斯的使节、商人纷至沓来，汇聚于首都长安。长安西市里有许多“波斯邸”和“胡店”。海上丝绸之路方面，公元846年，阿拉伯人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在所撰的《道里邦国志》里将交州、广州、泉州、扬州并称为中国四大港口。广州形成了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聚居区“蕃坊”。在扬州经商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数量有几千人，经营“波斯胡店”。这些使节、蕃客将伊斯兰教信仰带入中国。
泉州也是中国伊斯兰教最早传入的城市之一，这已为许多历史遗存所证实。圣墓为唐代伊斯兰教遗迹。明朝永乐十五年（1417年），大航海家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时，还曾到灵山圣墓行香，祈祷风平浪静，现存一方“郑和行香碑”。五代十国和两宋时期，统治者实行积极的海外贸易政策，很多阿拉伯人和波斯人通过海路来到泉州经商定居。泉州城南形成了外国侨民的定居区“蕃坊”。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定居泉州的穆斯林创建艾苏哈卜寺，即今涂门街清净寺。清净寺残存的遗迹时至今日依然具有一定的气势，可以想像当年众多侨居泉州的穆斯林齐聚占地面积广阔建筑宏伟精美的伊斯兰清真寺做礼拜的宏大场面。清净寺与广州怀圣寺、扬州仙鹤寺、杭州凤凰寺合称中国伊斯兰教四大古寺。
泉州还出土300多方宋元时期的伊斯兰教墓碑、墓盖石、建筑构件。碑刻资料显示，宋元时期泉州的穆斯林来自也门、哈姆丹、亚美尼亚、波斯等地，其中波斯来的人最多。元朝，泉州的清真寺一度达到六七座之多。这一时期泉州涌现出了以蒲寿庚为代表的一些著名阿拉伯侨民。
所以，泉州不仅是中国伊斯兰教最早传入的城市之一，而且还是中国古代伊斯兰教活跃发展的城市，见证了中国和阿拉伯波斯地区的友好往来。
14.泉州开元寺的建筑特色及其对海交史的贡献是什么？
开元寺是中国重点佛教寺院。位于鲤城区西街，始建于唐垂拱二年（686年），历代均有重修。占地面积近8万平方米，主体建筑分布于南北中轴线上，依次有紫云屏、山门、拜亭、拜庭、大雄宝殿、甘露戒坛、藏经阁。大殿东侧有檀樾祠、准提禅林，西侧有功德堂、尊胜院、水陆寺等。大殿前方两侧，峙立镇国塔和仁寿塔。其中以拜庭、大雄宝殿、戒坛、东西塔最具价值。寺中尚存一株l300多年的古桑树，是泉州桑蚕丝织业历史悠久的特殊见证。1982年，开元寺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拜庭位处拜亭与大雄宝殿间，占地面积2800多平方米，全部用加工平整的花岗岩条石铺就，色泽庄重，气势恢宏。两旁古榕参天蔽日，曲干虬须。现存8棵巨榕为一、二级保护的古树名木，树龄最短200多年，最长寿的已有800多年的高龄。榕荫之下，分列15座9至17世纪(唐、宋、元、明)建造的经幢、宝箧印经式石塔、多宝塔、舍利塔、焚帛炉等。一座经幢为唐大中八年（854年)泉州刺史上柱国薛凝所建造，也是福建年代最早的经幢之一。一座宋经幢铭文记载于北宋天圣二年（1024年)建造，顶部残，幢身作八棱形。近大殿月台处，有建于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年）的宋代石塔分立东西二侧，因造型酷似藏经宝匣，故得名“宝箧印经塔”，亦名阿育王塔，l0至l4世纪时这种塔式盛极一时，至今已存世不多。塔身通高约5米，呈方形，雕刻相似，四面刻有佛本生故事。最具特色的是塔端四角有32幅石刻，雕有僧众习武的图案。其中，小东塔西南一幅石雕中，刻有一僧人双掌重叠置于丹田，两脚微屈，在练“内功”的松静功，另一僧人一手握掌高举，一手下压，在练“外功”的伏虎功。两功同置一石，相得益趣。其他石刻中有：武僧举鼎，拉弓射箭，摔打对练，以及练蛤蟆功，耍杂技等，形象逼真，栩栩如生。是“泉南处处少林风”的实物见证。l982年7月，石庭中一棵最大、最老的古榕被台风刮倒，压圮小东塔，竟出现塔包经幢奇观。经幢为南唐保大四年(946年)建造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有幢身及残构件23块，幢身文字记载有当时管理海外贸易的官员的多个职衔，这表明l0世纪时，泉州的海外贸易已经十分繁荣。
大雄宝殿，又名紫云大殿，檐下横匾“桑莲法界”，是开元寺的中心建筑物。号称百柱殿，建筑艺术独特。实际营造时，采取“偷梁换柱”的构筑方法，减去安坐佛像和佛事活动场地的二列十四支石柱，实有八十六柱。紫云大殿系唐垂拱二年（686年）僧匡护建，时有紫云盖地之瑞，因以得名。玄宗改额开元。现存建筑尚保留明初重建的建筑风格，重檐歇山顶，面宽九间(42.7米)，进深九间(32.5米)，通高20米，占地面积l388平方米，殿柱有方柱、圆柱内凹六棱、蟠龙圆柱。特别是大殿后廊檐下一对十六角形辉绿岩石柱，浮雕印度教古代神话故事，如：湿婆及恒河新月故事；阎摩那河七女出浴；十臂人狮撕裂魔鬼心脏等，还有中国传统的双凤朝牡丹，双狮戏球，鹿猴教子等图案，凸现了中印艺术交流的痕迹。在大殿前月台须弥座束腰部分，有73幅狮子与人面狮身石刻，具有浓厚的古希腊、古印度雕刻风格，似是出印度工匠之手。这些印度教石刻应是明代重修开元寺时，把元末战乱废圮的印度教寺石刻构件移位而来，在国内只有泉州才能看到，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艺术价值。最富特色的是复杂精妙的斗拱结构，两排石柱和桁梁接合处，有木雕24尊飞天乐伎，佛教中称“迦陵频伽”，意为妙音鸟。这24位仙女手中或执管弦丝竹乐器，或捧文房四宝等圣物，翩翩凌空飞翔，艺姿飘逸舒展，融中国和印度宗教艺术与建筑文化于一柱，给人以美的意境，为木构建筑所罕见。
甘露戒坛位于大雄宝殿后，是古代佛教寺中弟子受戒之所。唐时，此处常降甘露，僧行昭因浚“甘露井”。北宋天禧三年（1019年)朝例普度，寺僧在此筑戒坛，遂称“甘露戒坛”。现坛木构部分为清康熙五年(1666年）重修，占地面积820平方米。戒坛作五重檐八角攒尖顶式。屋架斗拱的24尊飞天乐伎，与大雄宝殿比较，这些飞天衣裳连结飘带，形同敦煌壁画飞天，手执南音乐器。戒坛分有五个层次：卢舍那佛端坐千佛莲台，高高在上，第四层供奉释迦牟尼，像前小石塔安奉七颗佛祖舍利，第三层为阿弥陀佛立像，第二层供奉观音，这尊明洪武二十一年(1398年)雕刻的观音，在不到一尺见方的檀香木上竟神奇地雕刻出千手千眼。其余还有菩萨、韦驮、弥勒、金刚诸神共计27尊。泉州开元寺与北京戒坛寺、杭州昭庆寺，同为明末清初全国存留古戒坛的三座佛教寺庙。
东西塔对峙立于大殿前东、西两侧，相距约200米，历经风霜，遭受过八级大地震巍然不倒。东塔称镇国塔，初为唐咸通六年(865年)文儞禅师始建的五层木塔，北宋天禧年间(1017~1021年)改作三级，后遭灾损。南宋宝庆三年（1227年）僧守淳改造为七层砖塔。南宋嘉熙二年至淳祐十年（1238~1250年）易为花岗岩石塔，八角五层，楼阁式仿木结构，通高48.27米，每层四门四龛，逐层互换，外檐有护栏。塔心八角实心，架横梁与塔身相连，外壁依照五乘自上而下分别浮雕l6尊佛、菩萨、罗汉、高僧、诸天神将等佛教人物，塔基作须弥座，8个转角各雕一尊力士，束腰处有40幅石雕，内有37幅佛传故事图。塔刹铁铸，挺秀高擎鎏金葫芦，8条铁链从刹上斜系檐脊，檐角悬挂风铎。西塔称仁寿塔，初为五代闽国贞明二年(916年)闽王王审知兴建的七层木塔，号无量寿塔。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年)易为砖塔，改今名。南宋绍定、端平年间（1228~1236年）改为石塔，高45.06米，形制与东塔大致相似，唯须弥座束腰处刻40幅花卉鸟兽。两塔l60尊人物浮雕，仅44尊为中国人。这些多姿多彩的精美浮雕，向人们展示佛国的故事。东西塔为中国最高的一对石塔，已成为历史文化名城泉州的标志。20世纪30年代，德国著名学者艾克(G?ECKE)花三年工夫对东西塔进行研究，他的结论是“泉州东西塔建筑得这样伟大和美丽，真是环球第一，即我们德国那座铁塔，也望尘莫及”。泉州镇国塔与西安大雁塔、应县木塔、开封铁塔，列为1994年发行的中国邮票“四大古塔”。
泉州开元寺见证了9至l5世纪，泉州成为世界多元宗教文化辐射点的历史，同时，这座佛教寺就是这多元宗教文化的产物。
宋元以来，泉州与日本佛学交流密切。1217年日本僧人庆政上人随行驶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泉州商舶来开元寺学法，回国时带走开元寺福州版《崇宁万寿大藏》等两部经书，及“南蕃文字”的阿拉伯文诗歌。l267年日本法师大拙祖能率数十僧众到开元寺学禅，后在日本楞岩寺讲经，听者三万余众。开元寺也有不少僧人到国外弘法，明清之际，木庵追随隐元和尚，从晋江安海出发，东渡日本弘扬黄檗宗，至今长崎万福寺有分寺五百余座。开元寺内尚保存不少隐元和尚的匾、画、日本铜镜及国外法物。特别值得一提是，大殿和戒坛神妙的“飞天乐伎”斗拱结构，闪烁着中印宗教艺术交流特色的印度教石刻，均为海内外孤品。整座开元寺堪称中国佛教建筑艺术和宗教文化交流的大观园。
15.为什么说外国文献中的“Zaitun”为泉州？
1291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据冯承钧译本）在其返程旅途中写道：“离开福州后……骑行五日，则抵达Zaitun城,城甚广大，印度一切蛮子商人常至之港，由是商货宝石珍珠输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议，然后由此港转贩蛮子境内。我敢言亚历山大或他港运载胡椒一船赴诸基督教国，乃至此刺桐港者，则有船舶百余……”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据《异境奇观——伊本·白图泰游记》，李光斌译）也说：“我们漂洋过海，到达的第一座城市是宰桐城……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甚至可以说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我看到港内有上百条大船，至于小船可谓多得不可胜数”。宋元以来来华的旅行家无不赞叹Zaitun这座城市的繁荣。早在19世纪初，欧洲学术界却在为“Zaitun”到底在何处而争论不休。有的认为是泉州，有的说是扬州，有的学者说是漳州，更有的认为是海澄县或月港。后来多数倾向于泉州，遂成定论。
至于Zaitun一词的含义，亦有不同的看法。德国学者克拉普罗思最早于1824年将之考订为“刺桐”的对音，并引《一统志》的记载：泉州古名刺桐，盖建城时，植刺桐于城外，由是俗称其城曰刺桐。日本学者桑原骘藏支持此说，认为五代时，留从效改筑泉州城，曾环城多植刺桐，泉州遂有刺桐城或桐城之称。而Zaitun则为刺桐之音译。我国学者多相信之。著名中外关系史专家冯承钧先生在译沙海昂注的《马可波罗行纪》时，就直接把Zaitun译为刺桐；张星烺先生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亦把Zaitun译为刺桐。往后的学者亦普遍接受了这种说法Zaitun即刺桐殆成为公认之事实。
学者李金明认为：“Zaitun一名是源自英语或法语的Satin，也就是缎子的音译。因泉州在中世纪以盛产优质缎子闻名于世，且大量出口海外，而外国人通常有以物产名产地的习惯，故把泉州称为Satin（缎子），阿拉伯人则将之转音为Zaitun”。
16.泉州为何称“刺桐”?
王审知死后，闽国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位，互相攻杀，演成了一幕幕宫廷政变的流血惨剧。这个已经腐败了的小朝廷，终于在五代开运二年（945年）被虎视眈眈的南唐乘机出兵消灭了。
就在王氏政权支离破碎的时候，一个机敏而干练的政治人物，登上了泉州的历史舞台。他叫留从效，永春人，原为泉州散员指挥使。后晋天福末年，当朱文进在福州发动政变，篡夺王位时，他首先打出拥“王”旗号，擒杀了朱氏同党泉州刺史黄绍颇，而自署为平贼统军使。当闽国灭亡，他马上又推翻王氏在泉州的代理人王继勋，表示效忠南唐，从而得到南唐王李璟的赏识，被任为清源军节度使、泉漳等州观察使。随后并累授为同平章事兼侍中、中书令，封鄂国公、晋江王。在中原各小朝廷的激烈角逐中，他巧妙地周旋其间，左右称便，最后并上表向宋太祖称藩纳贡。这一切活动的结果，终于有效地维护住他对泉州的1 6年统治。
16年时间并不算长，但是，这位出身寒微，曾当过商贩，而时时以不可忘本激励自己的有能耐的政治家，对泉州的经济、文化建设，尤其是泉州港海外贸易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南唐保大四年(946年)，留从效控制泉州后，即着手整饬吏治，健全和严密统治机构，加强海外贸易的管理，并于唐子城内筑了一座坚固的衙城，作为府衙所在地。接着，他开始进行拓展泉州城的伟大工程。周仅3里的子城太狭窄了，无法适应海外贸易所带来的商业兴盛。在此之前，罗城虽然已经出现并陆续有所增扩，但却未形成一个完整的规模。留氏新版筑的罗城，周围达23里283步，高l丈8尺，共设7门。城外有濠，碧水环流，萦回如带，的确宏伟壮阔。在拓建中，留从效特别重视面向港口的城东“仁风门”和城东南“通淮门”的建设，使港城联系更加便捷。城内的街道加宽了，客栈、库房也兴建了起来。所有这些均大大有利于货物的运输及商旅的活动。罗城重筑后，还沿城环植唐时泉州的著名风景树刺桐，火红的刺桐花与高大的城墙相映成趣，极富诗意。也许是这种浓烈的诗意留给人们的印象太深刻了吧，刺桐从此便成了泉州美丽的象征，并常以它代称城市与港口。随着中外商人的足迹，“刺桐港”开始蜚声海外。
“刺桐城”的出现，集中反映了留氏统治时期泉州港对外贸易的飞跃发展。五代时，泉州港的主要外销品是陶瓷和铜铁。从考古发现的五代窑址和出土物来看，以烧造青瓷器为主的陶瓷业，其制作技术与产品质量均有较大提高。泉州的矿冶和铸造业在唐代已有记载，五代时则是福建的主要产地。闽王王延曦曾在泉州铸造“永隆通宝”钱，1974年于市区南俊巷发现当时的铸钱遗址，并出土了钱范。到了留氏时期，这两种手工业生产首先得到发展，尤其是冶铸业已相当普遍。安溪是银、铁的主要冶炼场，其他如晋江、南安和德化等县也竞相产铁。在泉州城西，还有留从效亲令置炉铸冶的工场，后人称之为“铁炉庙”。留氏正是用这些陶瓷铜铁泛于蕃国，去换取大量的外国珍奇和金贝的。
当然，这些外销商品主要还是仰赖于经济腹地，五代之所以会成为泉州历史上设县最多的朝代，与此不无关系。唐天成四年（929年）大同场首先升为同安县，接着，唐长兴二年（931年）和四年（933年），分别升桃林场为桃源县，归德场为德化县；至周显德二年（955年），小溪场又升为清溪县。行政体制的改变，遂使内陆地带和边远山区得到进一步的开发。
留从效作为统治阶级的杰出人物，他的政治眼光，不仅表现在拓建了刺桐城，为泉州港的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途，还表现在他的“专以勤俭养民为务”的政治方针上。他比较能知人疾苦，体恤民情，因而甚得人民的爱戴。他还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设立“秋堂”，每年招贤取士。经过一番经营，泉州安治，“万灶貔貅戈甲散，千家罗绮管弦鸣”，颇有一番歌舞升平的景象。
在弱肉强食的军阀混战的恶劣环境中，留从效能保住这弹丸之地的统治，并赢得一段短暂的经济发展与太平世景，的确很不容易。他运用灵活的政治手腕，阳奉南唐，阴款后周，交好吴越，又向宋太祖上表称藩。他向这些中原小朝廷不间断地大量奉贡他们所垂涎的海外宝货。如曾遣别驾黄禹锡以獬豸通犀带、龙脑香数十斤奉献给后周，使周世宗大为高兴，特赐诏书嘉纳之。同样，宋太祖也因之命使厚赐以抚之。可见这些犀象、香料、珠宝等舶来品，对留从效权衡于割据势力之间并求得安堵，是何等的重要。五代时泉州的几任统治者乃至闽国王审知，莫不是如此作为。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政治上的需求，不能不是泉州港海外贸易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17.唐、五代泉州为什么设立“参军事”及“榷利院”？
唐代国力强盛，交通发达，对外实行开放的政策。文宗大和八年（834年）二月，朝廷下诏包括泉州在内的福建、岭南、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要求对其“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朝廷在广州专门设置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唐代的泉州港是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之一，发展迅速的海外贸易引起了唐朝政府的重视。此时，尽管朝廷没有像在广州那样在泉州设置市舶司，但却特设了“参军事四人，掌出使导赞”，以专门管理海外往来的使节和海外贸易。这种开放优待的政策，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大批的海外商人、传教士、使者相继云集泉州港。
五代时，闽国王审知割据福建成偏安小朝廷，实行保境安民政策，使东南一隅之地，相对比较安宁；同时，为巩固政治地位，增强经济实力，积极开展海外贸易，“招徕海上蛮夷商贾”，尽去繁苛。由于战乱，此时的闽国与外界的陆路交通几乎断绝，只有依靠海路出入，这一时期福建的海上交通与贸易有进一步的发展，北有甘棠港，南有泉州港，承担与外界的交往。朝廷除了在福州设榷货务外，为发展泉州的海外贸易还设置了主管市舶的“榷利院”，并设海路都指挥使和转运使等职官，鼓励泛蛮夷的船户，“发蛮舶”到海外贩运物货，以收其利。泉州开元寺出土的南唐保大四年（946年）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落款署名有“军事左押衙充海路都指挥使陈匡俊，榷利院使刘拯。”主管保护航线安全的海路都指挥使和主管市舶贸易的榷利院，鼓励公平买卖，拓展商业活动，对泉州港的发展有特殊的贡献。
18.王延彬为何被称为招宝侍郎？
王延彬被称为“招宝侍郎”，在五代十国史《十国春秋》及地方志《晋江县志》都有记载。《十国春秋·王延彬》：“延彬，（唐）天祐初（天祐元年，904年，王审邽逝世，王延彬时年十九岁），太祖承制，加平庐节度使，权知泉州军州事，（天祐）二年（905年）实授。（五代·梁）开平三年（909年），加金紫光禄大夫，转右仆射（尚书右仆射），封琅琊郡开国男，寻转司空；四年（910年），加云麾将军。五代·梁）乾化二年（912年），授特进阶，加检校太保，进封开国伯；五年（915年），加检校太傅，权知泉州刺史。……延彬再任泉州，前后历二十六年，吏民安之。每发蛮舶，无失坠者。时谓之‘招宝侍郎’。”而《晋江县志》（道光版）《王延彬》：“息民下士，能继父志，前后在任二十六年，岁屡丰登，复多发蛮舶以资公用，惊涛狂飚，无有失坏，郡人藉之为利，号‘招宝侍郎’。”《晋江县志》（道光版）卷75《杂志》上，引《稗史汇编》曰：“（延彬）凡三十年，仍岁丰稔，每发蛮舶，无失坠者，人因谓之招宝侍郎。朝廷赠延彬云中节度使。”
王延彬任泉州刺史“凡三十年，仍岁丰稔，每发蛮舶，无失坠者，人因谓之招宝侍郎”。这句话说明了当时泉州的地方长官对海外贸易的重视及采取了开放的海外贸易政策。这是唐五代泉州海外交通及贸易发展的佐证。唐五代泉州海外贸易的发展除了地方长官的大力支持主观条件外，泉州社会经济获得极大的开发和发展，为泉州对外交通贸易的兴趣提供了充分的客观条件，从而促成泉州对外贸易的兴起，同时也奠定了这一时期在泉州对外贸易发展史上至为关键的地位，为宋元时期泉州港走向鼎盛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19.金交椅山窑址为什么成为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展示点之一？
金交椅山窑址位于磁灶镇沟边村西的金交椅山西坡，长220米、宽205米，堆积层厚3.4米，其产品以碗、罐、军持、瓶为主，盏、注子、碟、盒次之。器形精巧，胎质薄，釉色光亮，以青、黑为主，多为外销产品。金交椅山窑址于20世纪60年代考古调查发现，当时窑址遗物堆积主要分布于金交椅山的北坡和西坡，面积达万余平方米，采集的陶瓷标本主要是青釉器，器形有碗、罐、瓶、盏、碟、水注、器盖等。
2002年夏，为配合泉州申报“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史迹”世界文化遗产，经报批，对金交椅山窑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并将发掘揭露的窑址遗迹加以保护、维修和展示。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泉州古代外销陶瓷博物馆。2003年，晋江市人民政府在窑址旁建设古陶瓷博物馆，开辟磁灶窑专题展览。2006年，磁灶金交椅山窑址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12月5日，泉州古代外销陶瓷博物馆顺利开馆。
金交椅山窑址是磁灶窑系很重要的窑址，而磁灶窑的重要性已通过水下考古和沉船的发现、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上的遗址以及海外古遗址的出土遗物等几方面的资料得到证实。西沙群岛水下考古调查、南海一号沉船水下考古调查、东南亚海域沉船“Die Breaker-Dschunke”都发现了磁灶窑产品。在海外遗址出土的遗物中也有许多磁灶窑陶瓷。如日本博多遗址、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都发现磁灶窑陶瓷器，这些有力地证明了泉州瓷器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外销海外。因此，金交椅山窑址能成为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展示点之一。
20.为什么德化窑白瓷享誉世界？
德化县是中国三大古瓷都之一，位于福建中部戴云山腹地，瓷土资源丰富，水源充足，林木丰盛，水运发达，是烧制瓷器的理想之地。德化窑历史悠久，早在宋元时期，其烧制的青白釉瓷器因其价廉物美而成为国际市场上的常客，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沿线各地屡有发现，为世人所熟知。马可·波罗在他著名的游记中，对德化窑瓷器的生产和销售有过专门的介绍。明代时德化窑创烧出乳白如凝脂的白瓷，这种白瓷胎体洁白，质地致密细腻，透光度好，晶莹结实，细柔坚致，有“糯米胎”之称；多数器物通体施釉，仅底无釉，釉色乳白，白中泛黄，釉面洁白无瑕，温润如玉，色泽光润明亮，乳白如脂，近光透视下，釉中隐现粉红或乳白色，故有“象牙白”、“猪油白”等称呼；釉水匀厚，与胎骨结合紧密浑然一体，器体在光线照耀下，可映见指影，叩之声音清悦悠扬，犹如敲击金属，铿然作响；器物造型丰富，品种繁多，制作精巧，有雕塑人物、陈设供器和日用器皿等几大类型。其中尤以雕塑人物像最为出名，生产的观音、达摩等塑像，面部刻划细腻，身上的衣服纹饰线条生动而洗练，胎釉融合为一体，将人物的性格生动地表现出来。装饰艺术十分精湛，手法丰富多样，充分利用其质地纯白、杂质少等特点，以刻花、划花、印花、堆贴等装饰技法，塑造出各种不施任何彩料的艺术品，成为德化窑白瓷的艺术特色。洁白晶莹的胎体，如脂似玉的釉色，浑然一体的胎釉以及优美的造型和装饰艺术，将德化窑白瓷追求玉器质感的完美性发展到历史的巅峰，代表了当时中国白瓷生产的最高水平，在我国白瓷系统中具有独特的风格，在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产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销往世界各地，在欧洲得到贵族阶层的欣赏和欢迎，赢得了“中国白”、“鹅绒白”等赞誉，并被视为“东方艺术的明珠”、“中国瓷器之上品”。正由于德化窑白瓷具有精巧生动的造型、似脂如玉的质感、精湛的雕刻和装饰技术等特点，德化窑白瓷一出现就得到世人的喜爱，使其誉满世界。
21.为什么日本喜欢泉州的珠光（青）瓷？
珠光青瓷指的是以福建同安汀溪窑、南安窑等为首的福建窑口生产的一种青黄釉色的瓷器，这种瓷器以碗、盏为主，形状多样，但器内壁均刻划有简笔花草，间配“之”字形篦点纹及篦划纹，器外壁刻划折扇纹，刻划刀功娴熟老到，线条流畅自然、矫健洒脱、活泼自由。器内施满釉，器外施釉不及底，釉色青中偏黄，釉层薄。胎体因窑口不同而呈多样，但基本上修坯、挖足都略呈粗糙。此类器物广泛分布于福建地区，其中最具代表性、最早为人们发现的是同安汀溪窑的产品。同安汀溪窑生产的珠光青瓷是在浙江龙泉窑的影响下开始生产的，它始于北宋时期，在南宋及元代时达到鼎盛，并由泉州港经海上丝绸之路大量销往日本、朝鲜及东南亚等地，元末以后随着泉州港的衰落而衰落，是一种重要的中国外销瓷。明初实行海禁，同安汀溪窑等各窑口的珠光青瓷也停止了烧制。到了15世纪，被誉为“茶汤鼻祖”的日本高僧珠光大师喜好茶文化，他特别喜欢使用这种带刻划纹的青黄釉碗、盏当作茶具用来喝茶，这种器物得到了日本人们的重新认识。日本人们出于对珠光大师的敬仰，就将他常用的这种带刻划纹的青黄釉碗、盏称为“珠光青瓷”。由于此时，珠光青瓷已不再生产，市场上难以得到，再经过珠光大师的推崇及日本茶文化的普及，其需求量及知名度大幅提升，珠光青瓷成为日本茶文化的推崇物而受到日本人的喜欢。
22.为什么德化享有“瓷都”之美誉？
德化县是福建省泉州市下辖的一个县，位于福建省中部、泉州市北部，戴云山脉横贯全境，境内山多、水足、矿富，瓷矿尤为丰富，素有“闽中宝库”之称。依托这些便利的制瓷条件，德化县的制瓷历史悠久，绵延不绝，是中国陶瓷文化发祥地之一。据考古普查，全县已发现唐宋至民国历代古瓷窑址296处，其中唐五代1处、宋元时代44处、明清时代182处、民国49处，分布在全县的各个乡镇，其数量列居全省各县之冠。2007年在德化县与永春县交界的寮田尖山发现了一处商周时期烧制印纹软陶、硬陶和原始青釉瓷的窑址，2014年，福建省考古研究所对该窑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了两座相互叠压的龙窑窑炉及大量原始青瓷、硬陶等残片，说明了陶瓷烧制历史是从硬陶过渡到青瓷的，这也是泉州地区发现的最早的窑址。唐代起德化的陶瓷器开始出口。宋元时期，随着泉州港的兴盛，德化窑的生产也迎来了一个高峰，其青白釉瓷器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输出品之一，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地均有发现。明代时，德化窑创烧出“象牙白”的白瓷，被欧洲人称为“中国白”，特别是一代宗师何朝宗利用德化当地优质的瓷土创作的瓷雕人物像，被欧洲人称为“东方珍品”。此时的德化窑瓷器以乳白如凝脂的特点和浓郁的地方特色著称于世，成为中国白瓷的巅峰之作，畅销于海内外各地。清代时，德化窑又烧制青花瓷，其产品也是国际市场上的常客。如今，陶瓷业作为德化县的支柱产业，其建白瓷、高白瓷和瓷雕被誉为当今中国瓷坛的“三朵金花”，玉白瓷、莹玉瓷、红壤陶等新瓷种相继问世，形成了传统瓷雕、西洋工艺瓷、日用瓷、工业瓷等齐头并进的陶瓷产业格局，吸收了全县一半的人口从事陶瓷相关的行业。目前，德化陶瓷产品远销中东、东南亚、欧美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陶瓷出口占全县陶瓷产值的80%以上，是福建省十个重点出口县（市）之一，成为全国最大的工艺瓷生产和出口基地。正是基于德化县悠久的陶瓷生产历史、丰富的陶瓷产品、雄厚的陶瓷产业，德化县1996年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命名为“中国陶瓷之乡”；2003年被称评为“中国民间（陶瓷）艺术之乡”，获“中国瓷都·德化”之称；2015年5月30日，世界手工艺理事会国际专家组全票通过，授予德化县“世界陶瓷之都”称号。
23.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得到泉州僧人昙静哪些帮助？
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载：“……有僧道兴、道航、神崇、忍灵……法藏、法载、昙静、道巽、幽严、如海……等二十一人，愿同心随和上去。……和上于天宝十二载十月九日戌时，从龙兴寺出，至江头乘船……相随弟子：扬州白塔寺僧法进、泉州超功寺僧昙静、台州开元寺僧思讬、扬州兴云寺僧义静、衢州通善寺尼智首等三人，扬州优婆塞潘仙童，胡国人安如宝。”
泉州超功寺僧人昙静随师父唐高僧鉴真搭乘日本归国的遣唐使船赴日本，这是泉州乃至福建与日本的交往，见于文字最早记载。以此为开端，福建与日本之间的商人、僧人、官吏及各色人等频繁往来。
昙静随鉴真前往日本，一行共二十四人，带去的物品有佛像、佛具、佛经和字帖等。佛具有如来肉舍利三千粒、玉环水精手幡四口、菩提子三斗、青莲花廿茎、带毛叠子八面等七种；佛像有功德绣普集变一铺，阿弥陀如来像一铺，绣千手像一铺，药师、弥陀、弥勒菩萨瑞像各一躯，阿育王塔样金铜塔一躯等；佛经有金字大方广佛华严经八十卷、大佛名经十六卷、四分律一部（六十卷）等三十三种；字帖有王右军真迹行书一帖，小王（献之）真迹(行书)三帖，天竺、朱和等杂书五十帖等三种。这些物品的采办，泉州超功寺僧人昙静应也参与其中。同时，昙静本人也带上一定数量的的香料、药物和佛具等前往日本。
鉴真一行在日本传道弘法、校勘佛教经典、建寺庙、行善事，为日本天平时代的佛学、艺术、建筑、医药等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卓著的贡献，这也有泉州僧人昙静的一份功劳。根据日本的《类聚三代格》再：“昙静后来成为鉴真弟子中扬名于后世的十八位名僧之一，他在日本担任戒师，并设立放生池。”
24.什么是泉州“蕃坊”？
蕃坊是唐宋元时期来中国贸易的外国商人、侨民所聚居的场所，又称番坊、蕃人巷。蕃坊出现于唐代，唐人房千里在他的《投荒杂录》一书中最早写道：顷年在广州蕃坊，献食多用糖蜜、脑麝，有鱼俎，虽甘香，腥臭自若也。有宋一代，阿拉伯来华互市者多侨居各港埠，或于城内与华人杂居，或居有定处，谓之“蕃坊”。《方舆胜览》中有关于泉州蕃人巷的记载：“诸蕃有黑白二种，皆居泉州，号蕃人巷。”至晚自两宋之交时起，泉州城镇南门附近即逐渐形成蕃商聚居街区，迨南宋季年，在州城之南，即泉南是所谓的“蕃坊”。泉南地临晋江，便于出海，故置蕃坊于此。
构成蕃坊的要素有三：其一要有足够的蕃人聚集于城市中；其次有经朝廷任命的外籍统领，也就是蕃长，他的主要职责是协助政府管理该城外国人的事务，招徕海外商舶以发展贸易；第三，蕃客触犯刑律者，一般由当地审理后交蕃坊处罚。
宋·朱彧《萍洲可谈·卷2》载：“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虽然宋代文献并没有关于泉州蕃长的记载，但泉州的情况也应是大致如此。蕃长们一直尊照蕃坊内的相关法规处置蕃客。南宋·孝宗时，汪大猷知泉州，即纠正过去的蕃人交由蕃坊处理的办法，坚持用宋王朝的刑法处置犯法的蕃客，号于众曰：“安有中国用夷俗者，苟至吾前，当依法治之。”所以，“外人始有所惮，无敢斗者”。
25.泉州民间信仰中有哪些神祇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保护神？
泉州民间信仰源远流长，它的发展与泉州社会历史的发展相辅相成。
秦汉以前，泉州是闽越族的聚居地，当时的宗教信仰为原始宗教，即以灵魂不死，万物有灵，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为主要内容。汉以后，泉州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加强。三国至唐中期，北方汉族一部分人迁徙入闽，他们不仅带来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工具和科学文化，而且带来道教、佛教和民间信仰。
这时期民间信仰神祇有移民带来的。有移民领袖对地方开发作出贡献，被奉祀为神，如惠安灵应庙之神陈国忠、郑际时，永春留厢使庙之神。有的因镇戍御敌作出贡献或壮烈牺牲被奉祀为神，如惠安顺济庙为三国黄将军及其妻曹氏，惠安青山宫青山王张悃及其部将，永春乐山东台祠庾将军，陈元光及其家属、部将的庙。南安田帅祠，祀唐镇帅田某，安溪显应庙祀唐都将陈潼等。有施惠政，有德于民，被奉祀为神，如泉州粜籴庙之神李宽，唐扬州人，居泉州，平粜济饥，泉人德之，立庙奉祀；清源山龟岩广利尊王，为民食毒药，使人民免受毒灾，郡人创庙供奉。安溪灵著庙，奉祀善捕虎为民除害安宁。泉州虎头山庙，奉祀爱民如子的泉州司马许仁等。
唐末至宋元时期，泉州社会安定，经济发达，宗教迅速发展，世界各种宗教在泉州传播，民间信仰掀起造神的浪潮。这时期民间信仰的主要神祇是本地神，如妈祖、保生大帝、广泽尊王、清水祖师、临水夫人等。泉州海外交通发达，祈求航海平安，航海者塑造出许多本地海神，如泉州的通远王庙、惠安大蚶庙等。
泉州民间信仰最有影响的当推广泽尊王、保生大帝、清水祖师、妈祖、关圣帝君和各种王爷等。
广泽尊王，又称郭圣王，姓郭名忠福。五代后唐南安人。他事亲至孝，死后被塑造为神，建庙奉祀，号将军庙。传说郭圣王救宋朝皇宫大火。在明代抗倭战争中显圣退敌，消除水旱，禳瘟疫疾病等，被封为广泽尊王。庙名改为凤山寺。
保生大帝，又称吴真人，名吴夲，北宋同安白礁人。他业医济人无贵贱，按病授药，如矢破的，虽奇疾沉疴立愈。死后受乡人崇敬，肖像供奉，后创庙祀之，赐号慈济，后人尊他为吴真人，明代敕封保生大帝。泉州花桥宫是吴夲施医救人的地方，后来成为泉州慈善事业活动的场所，花桥善举公所施医赠药，济困救厄，成绩显著。
关圣帝君（关羽），在宋朝中期以前，是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加以褒扬。两宋之际关羽由人向神转化，明朝把关羽定为武庙的主神，与各地学宫祀孔子的文庙相对应。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关羽封号由王提高到帝，称协天护国忠义大帝，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又称关圣帝君。关羽的忠义道德在士大夫中产生深远的影响，关羽作为地方保护神和财神奉祀，凡府州县卫所衙门必建关公庙，由士民建的民间庙更多。通淮关岳庙，共祀关羽和岳飞，自古以来是泉州地区规模最大、建筑最为堂皇壮观的关帝庙，也是泉州香火最盛、在海内外影响最大的庙宇。
清水祖师，姓陈名荣祖，法名普足，永春人。幼出家大云寺，长结庵高泰山。他以“济人利物”为人们祈雨，解除旱灾，修路造桥，解决山区交通困难，为民众所景仰，经渲染神化成能护国佑民、驱除魔鬼、符水医病的神祇，得到人们广泛的信仰。加之统治阶级的倡导利用，使信仰迅速发展。南宋隆兴二年（1164年）赐昭应大师号，至嘉定三年（1210年）赐昭应广惠慈济善利大师号。清水祖师庙宇及信徒遍及海峡两岸和东南亚一带。
妈祖，又称娘妈天妃，天后、天上圣母，姓林名默，福建莆田人。她生长在海边，拯救遇险的渔民，还经常为老百姓行医看病。相传她死后升天为神，为了纪念她，在湄洲她“升化”的地方建庙祭祀，泉州在庆元年间（1195~1200年）建顺济庙。沿海各地的渔民和航海者把妈祖奉为海上保护神，随着海外交通的发展、华侨的外出谋生，妈祖信仰传播世界各地。
民间信仰神祇庞杂繁多，功能众多，信徒广泛，许多民间信仰神祇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保护神。
船在江河湖海航行，为了保证航行安全，舶人信奉船神。船神为孟公、孟姥。后来，舶人杂祀水神、地方神为船神，如妈祖、观音、关帝、玄天上帝、三官大帝、水仙、拏公、尚书、鲁班、柔懿夫人、顺正王、萧太傅、普庵祖师、周宣王、杨令公、老仙人、圣姑娘娘、台湾倪神等。
海神通远王是一位从山神变为泉州地方性海神的神祇。泉州地方官员，市舶司官员及民间航海者向其祈风，保佑船舶航海安全。宋人王国珍说：“吾泉以是德公为多，凡家无贫富贵贱，争像而祀之，惟恐其后。以至海舟蕃舶，益用严格。公崇往业于烈风怒涛间，穆穆瘁容于云表。舟或有临于艰阻者，公易危而安之，风息涛平，舟人赖之以灵者十常有八九。”
泉州地方官也到通远王祠祈风，保佑海上顺风，航海安全。南宋两度出知泉州的真德秀在《祈风文》中说：“惟泉为州，所恃以足公私之用者，蕃舶也。舶之至时与不时者，风也。而能使风之从律而不愆者，神也。是以国有典祀，俾守土之臣，一岁而再祷焉。”宋代在南安九日山延福寺昭惠庙举行祈风典礼，每年两次，时间为夏四月，冬十月。由泉州市舶司主持，市舶司官员、地方军政长官参加。九日山现存祈风石刻10方，是研究宋代祈风制度的珍贵资料。
通远王的从臣仁福王陈益，能保佑商行平安。通远王的另一从臣顺正王黄志也是一位海神，宋嘉定十三年（1220年）显化于晋江石鼓山，里人建庙奉祀。明永乐中里人有从郑和下西洋者，奉神香火以行，舟次恍惚，见其灵助，郑和还朝奏闻，敕封顺正王。
关帝作为海上保护神传入泉州。明万历年间，有一艘泉州船停泊铜山港（今东山港），陈姓船主到铜山关帝庙进香，恭请关帝香火到船上奉祀。后来，他将船上奉祀的关帝像送到台湾凤山，兴建文衡殿，成为台湾南部较早的关帝庙。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泉州移民乘船航渡台湾，途中遇风，同行7艘木船沉没6艘，其中一艘因吴姓3岁之子佩戴关圣帝君神像，关帝显灵而安全航抵安平港。同行弟子演戏49天，以谢神恩，后舟师携带香火回泉州通淮关帝庙恭雕神像来台，在云林保长湖建庙奉祀。
妈祖是航海保护神。南宋时，船上开始供奉妈祖香火，有的设在将台下，有的供在舟后黄屋，有的在船楼上设小神龛。船上妈祖神像有专职香工司香。当船遇险时，舶人祈求妈祖保佑。郑和说“值有险阻，一称神号，感应如响，即有神灯烛于帆樯，灵光一临，则变险为夷，舟师恬然，成保无虞。”
普庵祖师，姓余名印肃，宋袁州宜春人。他以独特的禅风和生前消灾除病灵验脍炙人口而深受景仰崇奉。闽台等地均有普庵信仰，相传江海船舶供奉普庵可免灾厄。
有的地方把王爷信仰中的萧太傅作为海上保护神、船神供奉。在泉港区萧（肖）厝，出海渔船都挂萧太傅令旗，这样可以保护海上航行平安。
有的请神灵香火做为船神。泉州纲首朱舫，舟往三佛齐国，请莆田祥应庙神“之香火而虔奉之。舟行神速，无有艰阻，往返曾不期年，获利百倍。（前后有贾于外番者，未尝有是，咸皆归德于神），自是商人远行，莫不来祷”。
余国章，晋江人，明指挥千户，携眷赴温州，途径霞浦吕峡沃口，舟覆遇难，葬于吕峡陈家山，崇祯年间（1628~1644年），敇封安澜侯奉祀。传说安澜侯是位海上保护神，能拯救遇难船民。
许仁，燕人，泉州司马，“存人正直，爱民如子，殁而神灵”，泉州人建虎头山庙奉祀。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有黄建（廷）南自粤中航海闽，船搁浅，呼神拯救护，幸无事。
26.泉州景教的传入途径有哪些？
学术界一般将中国基督教史划分为4个阶段：唐代景教、元代基督教、明末清初天主教以及鸦片战争以后的新教。元代景教和天主教并称为“也里可温教”。
传统观点认为，公元9世纪唐武宗灭佛后，景教基本在内地消失，只在北方及西北一些民族中流传，元代的景教是伴随蒙古军南下而从中亚、西北、内蒙古扩展到山西、山东、云南、四川、河南、江浙、福建等，因此一般认为元代景教是由陆路传播而来。按照这样的传播规律，泉州景教也被认为主要是从陆路传播而来的。新疆大学牛汝极教授翻译了泉州景教的叙利亚文石刻，发现石刻显示的墓主大多与新疆、内蒙古等地有联系。英国学者刘南强带领的澳大利亚研究团队多次考察泉州的景教遗存，他们的研究报告也显示泉州景教与其他地区更多的是陆路联系而非海路联系。
但随着考古的新发现以及文献材料的发掘，许多传统观点都面临挑战，包括景教在唐代以后的去向问题、元代景教的传播路线等遭到了质疑。泉州有件景教石刻的年代是南宋末年，这样泉州的景教就不是元代才有的，且极有可能是从海路传入的。迄今为止，只在泉州和扬州这两个著名的港口发现有四翼天使造型的景教石刻，十分罕见，据此可以推测这样的造型应该是海路传播的结果。
从泉州景教遗存来看，石刻图像复杂，文化来源多样，具有海路传播与陆路传播的特点。
27.为什么元代泉州成为天主教的主教区？
历史上宗教传播一般是沿着商路进行的，商业发达的地方，往往也是宗教传播的中心。泉州是元代的东方大港，商旅云集，是各种东西方文化汇集之所，也是各种宗教发展的重要地方。在这样情况下，泉州也发展成为天主教的主教区。
孟高维诺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先驱。1289年，他奉教皇之命出发前来中国。1293年，他从海路来到元大都（北京），受到元朝皇帝的接见。他在北京建立了两座教堂，在中国产生了一定影响。1307年，教皇命孟高维诺为汗八里大主教，总管东方教务，同时派7名教士来中国襄助传教，可惜仅有幸存的3人达到汗八里，孟高维诺派他们先后担任泉州主教。这三任泉州主教是哲拉德·阿布意尼、佩莱格林·卡斯特洛、安德烈·佩鲁贾。
第三任安德烈·佩鲁贾，意大利人。安德烈于1332年卒葬泉州，墓碑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珍藏。1323年奉命由北京前往泉州担任主教，1326年他在一封写给家乡的述职报告中，描述了泉州的繁盛和他在泉州传教取得的成就。他提到，在哲拉德担任泉州主教期间，一位富有的亚美尼亚妇女建了一座雄伟华丽的教堂，并将此教堂交给哲拉德主教等人，死后还馈赠了一大笔捐款。现在这座教堂已经成为总教堂。由于传教事业的发展，安德烈用帝国发给的薪金在泉州郊区的小树林里建造了一座华丽的教堂。意大利方济各会士鄂多立克游历泉州时看到两座教堂，后来的意大利传教士马黎诺里（Marignolli）来到泉州则记载了三座教堂。
28.泉州有哪些印度教的历史遗存？
印度教是世界主要宗教之一，主要流行于南亚，尤其是印度、尼泊尔等地。公元4世纪左右，在吸收了佛教、耆那教等教义和民间信仰后，印度婆罗门教演化成为印度教，也称新婆罗门教。
唐代已有印度教传入中国，最迟在公元11世纪初，泉州已经有印度教的存在，主要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元代，泉州的印度教盛极一时。20世纪20年代以来，泉州城区南校场、通淮门附近、德济门和城西北隅出土发现了300多方元代印度教石刻，包括龛状石、神像、神殿台基石、蛇形图案纹石、螺旋状石以及各种形式的柱头、柱础、樑楣、门楣、门框石以及须弥座等，大部分都刻有图案。雕刻的故事大部分与印度教三大神中的毗湿奴及其化身，湿婆及化身林加相关。它们是印度教神庙和祭坛的建筑构件。
1956年，《泉州宗教石刻》的作者吴文良先生在南门伍堡街发现一方断裂为二的印度泰米尔文石碑。经翻译石碑上的泰米尔文证实，元初有一马八儿国人在泉州建起了一座湿婆神庙。该庙被称“番佛寺”，在元末泉州的战乱中被毁，遗址位于南校场。目前遗留下来的印度教石刻大部分由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收藏并展示，其余分别收藏于厦门大学人类学博物馆、泉州开元寺和天后宫等处。
由于元末亦思巴奚战乱和明代的排外、海禁，印度教在泉州逐渐消失。但城北县后街的白耇庙仍被许多专家认为是明代印度教的遗存。白耇庙原称白狗庙，其名称最早见于清代的《泉州府志》，应是明代所建。庙内焚纸炉上原砌着两方印度教林加派石刻（现一方存于泉州海交馆，另一方遗失），是学者们最早向世界介绍的泉州印度教石刻之一。
泉州发现的印度教历史遗存是研究元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历史的重要资料，在充分展现泉州多元文化包容性的同时，也见证了中印两国人民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建立的文化交流。
29.宋元时期泉州哪些塔与航海有关？
宋元时期，泉州的海外贸易极为繁盛，由南到北的海湾沿岸分布许多指明航标的塔。它们大多数还具有镇海安澜、避邪御灾的作用，反映了古代泉州忙碌的航海贸易。现在遗存下来的大概有七八座之多，其中最为出名的是关锁塔与六胜塔等。
关锁塔，原名为万寿塔，始建于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座落于石狮宝盖山上，遥望着深沪湾。据史料记载，从宋到清的650多年中，泉州发生过大旱11次，造成了人民饥饿的情景。在饥困的逼迫之下，乡民大量远涉重洋，背井离乡到菲律宾群岛谋生。姑嫂望夫的传说便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姑嫂塔的俗名也由此而来。该塔是仿楼阁式的八角形空心石塔，五层五檐，通高22.86米，底宽3.8米，最上面宽2.5米，用花岗岩石砌筑而成，气势巍峨，有镇海之势，是古今泉州的重要风景名胜。
六胜塔俗称石湖塔、日湖塔，还是一座佛塔，始建于北宋政和元年，元至正二年至五年重建。它位于石狮市蚶江镇金钗山上泉州湾晋江入海处，是宋元刺桐港通往海外贸易的第一座航标，是比较典型的元代建筑物。其下的蚶江、石湖是古代泉州的重要外港。据说，在宋元泉州海外贸易发达时期，这里渡口竟达18个，常常泊满了亚非各国的近百艘船舶。该塔坐北朝南，浑体花岗岩石砌仿木楼阁式结构，八角五层空心，造型与泉州开元寺东西塔相像。它由外壁、回廊、塔心三部分组成，每层设四门、四龛，位置逐层互换，底围47米，高36.06米。技艺精巧，布局匀称，并有雀替、莲花护斗，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圭峰塔，在湄洲湾的环绕之下，坐落于泉州北部泉港区峰尾半岛岸边的岩壁上，建设时间应在元至正年间（1341~1368年），现存为清雍正三年（1798年）重建。圭峰塔坐西面东，四角重檐空心楼阁式，为三层石构佛塔，通高6米。底座实心，座上第一层东面设一塔龛门，门两边镌刻阴书楹联：“作东南巨镇，起海国文明”，塔室内石壁上浮雕一泗洲佛坐像，座上第二层形制也类似，塔门楣上有“圭峰塔”3个阴文楷书，顶部为葫芦塔刹。圭峰塔处原有圭峰石，名称源于此，建塔的原意是为镇海安澜、避邪御灾，因所处位置高后成为一座天然航标。
此外，安平石桥一端的瑞光塔是围头湾石井江上的航标。石狮市鸿山镇伍堡湾的星塔，是船舶出入伍堡湾的航标。位于洛阳桥下游金屿村东畔高处的盘光塔，和位于惠安县张坂镇浮山村的浮山石塔等，都具有为海上船舶导航和镇邪祈福的功能。宋元时期，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城市，在沿江、沿海、沿桥分布了许许多多的塔，它们的作用基本相同。
30.为什么说泉州宋代古船的出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物见证？
泉州湾宋代古船现陈列于开元寺内的“泉州湾古船陈列馆”内。1974年古船出土，《人民日报》等国内媒体作了大量报道，菲律宾、泰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也有相关报道，并称其为“世界考古珍闻”。1984年，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博士在参观泉州湾古船陈列馆后留言，“古船是中国自然科学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古船的出土，有力驳斥了“中国没有海洋文明”的论断，对于我们了解古代中国先进的造船航海技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等都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
黑格尔在他的名著《历史哲学》中说“中国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海洋没有影响他们的文化”。然而这艘造于中国福建的宋代大型木质船舶却代表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造船技术，它所经历的航程告诉我们，他的主人拥有世界最先进的航海技术。
古船的构造由肋骨与龙骨采用榫接方式构成的整体支撑，与肋骨衔接的12块横隔板又将船舱分为13个部分，这便是宋代领先世界的水密隔舱技术。这种构造使船在航海时，某个隔舱被撞坏之后不至于导致严重的后果，并能得到及时的修复。西方人迟至18世纪才使用这种技术。
元代西方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游记里记述，他在印度见到过一种用铁钉结合起来的先进的多层船板。泉州古船底部由二重木板构造，舷侧板为三重，与马可·波罗的描述一致。这样的构造非常坚固，经得起摩擦冲击，又便于维修。另外，古船出土时还发现了量天尺、水时计等反映古人航海技艺的用品。
伴随古船还出土了4700多斤未脱水的香料，包括乳香、龙涎香、沉香、檀香、槟榔、玳瑁、胡椒等。它们的数量之大令人惊叹。香料曾是古代中国商船运载的重要贸易品，因此，“海上丝绸之路”也被称为“香料之路”。经过对船上粘附的螺贝类进行分析，推测这艘船曾航行于我国的南海，到达过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等地区，是从南海运载货物回到泉州之后沉没的。这些出土物向我们展示了宋元时代泉州商贸活动的繁荣。
经历700多年的历史仍然保存比较完好的宋代古船，展现了中国悠久的海洋文明。它的出土为研究古代航海、造船技艺、航海术、古代商贸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对于史学界、考古界、科技界来说是无价财富。因此，称古船的出土为重大考古发现正是实至名归。
31.你知道泉州有接待外宾的来远驿吗？
泉州来远驿始设于北宋政和五年（1115年），系礼部奏请朝廷设置，时广州设怀远驿，明州设安远驿。到了明朝，统治者为了控制和垄断海外贸易，采用招徕海外各国到明王朝进行朝贡的贸易制度，对贡期、船数、人数及贡品都有所限制。为此，明洪武三年（1370年）在泉州设立了专通琉球的市舶司。永乐三年（1405年），因外番来朝贡的特使越来越多，在泉州市舶司机构内又设立了下属部门来远驿，专门用于接待琉球来华的官方贸易（琉球原是明、清两朝的藩属国）。与此相应，在浙江和广东也分别设立了安远驿和怀远驿。成化八年（1472年），许多琉球使者和商人多在福州停泊船只，便将泉州的市舶司迁到了福州，同时也设立了怀远驿（后改名柔远驿），并废止了泉州的来远驿。
来远驿位于泉州市区聚宝街车桥头附近，专门接待来自琉球的客人，并为他们安排食宿，在附近还设立储备贡品的“进贡厂”。当时，琉球入贡的物品有玛瑙、象牙、锡、降香、檀香、乌木、胡椒、硫磺等物品，明朝则赐给他们以瓷器、铁釜、文绮、纱罗等为主的货品。民间俗称来远驿为“琉球馆”。
来远驿的历史记载不多，但福州的柔远驿里曾向琉球学生教授了很多儒学、天文、历法，甚至农业和手工业类的课程，另外还安置并遣返在海上遇难漂泊到东南沿海的琉球难民等等。明朝皇帝也曾恩赐先进船舶和掌握各种技艺的泉州人及其他闽人给琉球。因此，来远驿肯定也发挥了许多类似的作用，促进了中琉友好关系的发展。
32.泉州与海外科技文化交流有哪些表现？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泉州的许多技术、产品在世界科技文化交流上扮演着重要角色，甚至中国的四大发明（指南针、造纸、火药、印刷）的外传也有泉州海外交通的贡献。最值得一提的是泉州的造船技术、制瓷技术。泉州造船历史悠久，尤其是宋元时期泉州所造的海船，无论从坚固性、稳定性、适航性，特别是水密隔舱的安全设施等，在当时世界上都具先进水平，这从1974年泉州后渚发掘的宋代海船可以得到充分证明。当时的许多外国商人、传教士、旅行家等都喜欢搭乘泉州船，马可·波罗对刺桐海舶作了详细介绍，水密隔舱技术第一次被介绍到欧洲。
制瓷技术的外传，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尤其在东南亚国家，多以植物叶子为食器，中国陶瓷的输入提供了精美的食具，改变了当地人的生活习惯。而南宋时期东亚国家日本曾遣人来福建德化学习制瓷技术，日本的窑炉是受德化阶级窑的影响而设计的。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制瓷工人，也仿造德化的白釉瓷和孔雀绿釉瓷。晋江吴姓工匠于西班牙占领菲律宾以前，在菲律宾南怡罗戈省美岸社传授烧造瓷器技术。据说现在美岸制造的“文奈”，仍有明代瓷器工艺的影响。
随着泉州海外交通的发展，中外人民的友好交往增多，必然促进科技文化交流的繁荣。中国技术、产品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引进了许多外来技术、产品。如宋元时期晋江磁灶和德化大量生产的外销军持，原为印度佛教徒用以贮水饮用和净手的水瓶，于公元4世纪传入我国。泉州丝织业很发达，能生产高质量的刺桐缎，后来也吸收了日本的纺织技术加以改进。又，中国是甘蔗的原产地之一，很早就种植甘蔗，制糖技术则是通过中外交流而不断改进的。蔗糖制造方法由印度传入东南亚，再传入中国。三国孙权时曾派人到交趾学习制糖方法。中国在唐代首先生产冰糖，埃及生产的冰糖有可能是埃及人在泉州学得制造冰糖的方法，再回传埃及。对中国的经济和饮食结构产生深刻影响的就是一些外来植物的引入，如番薯、玉蜀黍、烟草、刺桐、椰枣及高丽菜、菠薐菜、瓮菜、荷兰豆、素馨等蔬菜花果。泉州作为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也是外来植物传入中国的重要门户。
泉州是古代世界科技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科技文化交流是双向或多向进行的，既促进了泉州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对世界文明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33.为什么说泉州海商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支撑者？
海上丝绸之路自唐代以后开始日渐兴盛，宋元时期达至巅峰，明代郑和下西洋后在海禁中走向衰弱。在这一发展历程中，泉州商人始终在这蔚蓝通道上扮演着主要角色，促进了这条东西方交流之路的发展。
唐代的泉州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之一，人们纷纷加入海商的队伍。晋江东石人林銮，其曾祖林智慧“航海群蛮，熟知海路”，开元八年（720年），林銮舟往渤泥，“引来蕃舟，晋海舟人竞相率航之。”五代在王延彬、留从效、陈洪进三任励精图治的统治者的大力推动下，泉州海商更是凭借晚唐以降通商海外的传统，积极开拓，开辟近海航行性质，直通波斯湾与东非的航路。“招宝侍郎”王延彬“仍岁丰稔，每发蛮舶，无失坠者”。留从效“陶瓷铜铁泛于番国”，他们向北与日本、高丽有贸易关系，在南海航线上，更是连结了亚非两大洲的海洋市场，使得唐五代的泉州“南海蕃舶常到”，“岛夷斯杂”，出现“船到城添外国人”，“市井十洲人”的繁荣景象，为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巅峰奠定了基础。
宋元时期，海外贸易迎来了春天，深度与广度都有了新的发展，刺桐港进入鼎盛，泉州海商极具开拓精神，开始北走朝鲜日本，南走南海，西走天方，将航线更加繁复地延伸，开辟了许多贸易口岸。《岛夷志略》是这一历史事实的可靠记录。作者汪大渊二度搭乘泉州商船远航，仅将所到之处撰写成书，记述亲历国家、地区就达98个。泉州海商的市场网络，国外遍及东亚、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群岛、菲律宾群岛、南亚、西亚、非洲、欧洲，国内以沿海的浙江、广东、江苏、山东为主，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内向和外向的支撑者。以高丽为例，泉州海商到高丽贸易的最多一次达150人以上，而北宋时，带着“象眼四匹、生绢拾匹、白绫拾匹、瓷碗贰佰床”去日本贸易的海商李充的公凭至今仍保存在日本，为大家所熟知。泉州海商也是国内沿海贸易的重要支撑者。他们往来浙江、广东、海南、江苏、山东、河南、四川、台湾等地，其中史载往杭州的杨客，往山东的林昭庆、往成都的苏氏都是财富巨万的杰出代表。泉州海商通过刺桐这个世界最大的集散地之一将海内外的贸易紧密相连，支撑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华，促进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
明代郑和下西洋后，海上丝绸之路走向衰弱，由泉州海商主导的商业文明也许不如宋元时期的璀灿，但他们开创了新的贸易时代。明清两朝，在严厉的海禁下，泉州海商在艰难的环境下自寻出路，大胆冒禁私自出海，而且异常活跃。他们贩运的主要商品从珍奇宝货等奢侈品以及土贡式的土特产转以民生用品为主。他们来自民间，立足民间，贸易民间，在举国读书声下开船出海，在重文轻商的时代，开辟了泉州历史上商人移民海外的高潮，流传下来的爱拼敢赢精神和海外开辟的侨商人脉是海上丝绸之路一笔无法泯灭的财富。
34.宋代泉州开辟了哪些海外贸易航线？
泉州地少人多，传统农耕并不足以生养，因濒临大海，泉州人很早就懂得以海为田，通过海上贸易获得生存资本。宋室南迁与泉州市舶司的设立，极大地推动泉州的海外贸易，同时也开辟了多条泉州通往异国邻邦的海上贸易航线。南宋惠安人谢履在《泉南歌》中就写道：“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中也提到：“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自泉州便可出洋。……若有出洋，即从泉州港口至岱屿门，便可放洋过海，泛往外国也。”
赵汝适任泉州市舶提举期间，因暇得以遍览蕃图，撰有《诸蕃志》一书。书中记录下多条以泉州为基点，通往南洋、西洋、东洋诸国的航线：
泉州至交趾、占城、真腊航路：从泉州出发，舟行十余日可达交趾。由泉州港启航，通广州，过万里石塘，经交趾，顺风舟行20余日可达占城。占城使臣向宋朝朝贡，多搭乘泉州海商的船到中国。从泉州往真腊，顺风一个来月就能抵达，如从占城启程，大概需要五到七天的时间。
泉州至三佛齐、阇婆、渤泥等国航路：三佛齐在泉州之正南，冬天自泉州港启航，经凌牙门，由马来半岛往南可至三佛齐，或循占城航行往南亦可到达。三佛齐为南海诸国中最大者，扼南海诸番交通之咽喉，舟舶辐辏，万商云集，因物流集散而成南洋最富有的国家。阇婆“于泉州为丙巳方，率以冬月发船，盖借北风之便，顺风昼夜行月余可到。”渤泥“在泉之东南，去阇婆四十五日程，去三佛齐四十日程，去占城与麻逸各三十日程，皆以顺风为则。”
泉州至菲律宾航路：泉州至菲律宾航路有两条，一条从泉州出发，经广州、占城、渤泥，至麻逸；一条由泉州出发，经澎湖、琉求（台湾）至麻逸。由于后一条航路要横渡台湾海峡，风险较大，宋代主要还是走前一条航路。
泉州至印度蓝无里，故临及阿拉伯半岛航路：自泉州港放洋，经三佛齐，穿过马六甲海峡，沿孟加拉海岸，航抵故临。泉舶四十余日可到蓝无里，必须过冬后，等南风到来时才能出发进入波斯湾。大食“在泉之西北，去泉州最远，番舶艰于直达，自泉发船四十余日，至蓝无里博易住冬，次年再发，顺风六十余日方至其国。”
泉州至亚丁湾和东非弼琶罗（今东非索马里）、层拔（今桑给巴尔）航路：从泉州港出航，经南海、三佛齐、故临至波斯湾；再由波斯湾沿阿拉伯海岸西南行，即可到达弼琶啰、层拔等地。单程顺风需160天，往返一趟大概需要2年时间。
泉州至朝鲜、日本航路：从泉州沿东海北上至明州，经定海过普陀山、蓬莱山，入白水洋，过黄水洋后，横渡黑水洋，至夹界山，经五屿、排岛、白山、黑山诸岛，沿海岸线北行，至礼成港入海口，至高丽。泉州至日本航路，从泉州至明州，然后横渡东中国海，到肥前的的值嘉岛（今五岛）,再转航到筑前的博多（今九州福冈）；或者取道高丽航线，循西南海岸南下，穿过济州岛，东行至对马岛、壹岐岛，抵博多。
35.为什么丝、瓷、茶成为泉州海外贸易的主要产品？
我国古代出口商品，以丝、瓷、茶三者为多，连绵千余年，是最重要的商品。丝绸是最早的外销商品，故有“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之称，海路兴后，陶瓷的外销发展迅速，茶叶也逐渐兴起，并在明清时期占据相当高的外贸地位。泉州，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其外销商品也以丝、瓷、茶为大宗。《宋会要辑稿》载：“国家置市舶司于泉（泉州）、广（广州），招徕岛夷，阜通货贿，彼之所阙者，丝、瓷、茗（指茶叶）、醴（指酒）之属，皆所愿得。”
丝、瓷、茶能作为出口的大宗商品，与唐宋以来泉州农业、手工业的繁荣息息相关，而丝、瓷、茶正是古代泉州的三大名产。
泉州的丝织业发展较早。武则天时黄守恭曾捐地建泉州开元寺，仅其一家就有桑园七里，可见泉州当时种桑养蚕、缫丝织绢业十分兴盛。经过五代、南北宋时期，木棉树的大量栽种，丝绸织造技术的大幅提高，一派“桑柘千村曙色新”，至元时，“刺桐缎”已闻名于世，其质以精良，花色丰富，轻清耐久，随着繁荣的泉州贸易远销海外，在国际市场广受追逐。南宋意大利商人雅各·德安科纳在《光明之城》中记叙：“世界上还没有如此富丽堂皇的、缀满小珍珠的缎子”。
陶瓷器在泉州的发展也甚早。新时器时代泉州便有陶器，位于德化县三班镇三班村南部与永春交界的辽田尖山山坡处发现原始青瓷窑址，两晋南北朝的泉州古墓，已有青瓷出土，隋、唐、五代古墓古窑更出有青瓷、黑瓷、白瓷。五代留从效治泉时，大力发展海外贸易，“陶瓷铜铁，泛于蕃国。”一般认为，这一时期泉州生产的陶瓷器物已是外销的主要货物。现已发现唐至五代的古窑址19处，其中以沿海的晋江、惠安、南安居多。宋元时期，泉州的瓷器生产空前发达，产生青瓷、白瓷、黑釉瓷等生活用品。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记述“刺桐城附近有一别城，名称迪云州(音译为德化戴云)，制造碗及瓷器,既多且美。”在日本、东南亚等古代泉州商人经常往来的地方，发现不少泉州一带烧造的陶瓷。明清时期，更是泉州瓷器生产的高峰，以何朝宗为代表的德化白瓷享誉世界，为东西洋商人所珍视。现在泉州地区已发现的明、清窑址达326处。仅德化就有182处。
晚唐、五代时，泉州种茶已很普遍，安溪茶自五代以来便有生产。宋代开始有出口记录。明代，饮茶、植茶之俗已广泛传播至泉州各地。何乔远云“山户种茶，游人采掇，圃芽靡遂”。泉州清源山据说宋代就已经种茶。至明代，清源山茶已可与武夷、鼓山等闽茶角胜，相当有名。《茶疏》载“武夷之外，有泉州之清源。倘以好手制之，亦武夷亚匹，惜多焦枯。”清代，泉州茶种类激增，“乌龙茶制法”由安溪茶师发明传播，安溪乌龙茶成规模生产，成为泉州茶业的当家品种，驰名国内外。
古代泉州先进的丝、瓷、茶生产技术与发达的海外贸易共同将它们推向海外。在海外市场上，它们受众面很广，既可以是生活用品，又能成为身份象征的奢侈品，广受追逐。于是先进的生产水平、海外巨大的市场需求，加上性质稳定，不易变质，适于长途运输的特点，共同推动了丝、瓷、茶的生产与外销，使之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品大宗。（薛彦乔）
36.宋廷南迁对泉州海外贸易造成哪些影响？
宋金交战，宋室南渡，为弥补北方沦陷所带来的财政损失，南宋政府积极推行“开洋裕国”的对外贸易政策，而宋廷宗室的迁入，尤其是南外宗正司移驻泉州，给泉州带来新的契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南来的不仅有宗室，还有文人士大夫及手工艺者，他们不仅从中原地区带来先进生产工具，传入织、绣、彩、绘、染色、印花等先进技术，传播先进的文化，而且还促进了泉州经济文化的发展与海外贸易的繁荣。
据文献数据统计，泉州南外宗室人员从1132年的349人增加到公元1232年的2314人，短短百年间增长近七倍；此外，因泉州与当时作为都城的杭州海路近，庞大的宗室群体也构成了海外贸易商品的一个巨大消费群体，其日常所需商品也多由附近港口来提供。当时南渡的皇亲国戚、达官显贵所追求的奢华生活用品，也多是外来商货，尤其是对香料的需求，地缘优势的突显与市场的空间广阔，使泉州得以吸引海外舶商到此贸易，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海外贸易的发展。
建炎四年(1130年），福建香料进口大大增加，泉州抽买乳香达86780斤，成为全国主要的香料市场。泉州湾宋代古船的随船出土物中，以香料为大宗，分别有降真香、檀香、沉香、乳香、龙涎香、胡椒等，另外还有槟榔、硃砂、水银、玳瑁，这些都是东南亚及非洲等地的物品，而这些商品多为供应上层社会的需求。繁盛的商贸往来，也给国家带来丰厚的税收。
除了与海外诸国进行直接贸易外，泉州还是杭州海商转贩海外宝货的中转市场，史称“临安府市舶有客人于泉、广蕃名下，转买已经抽解胡椒、降真香、缩砂、豆蔻、藿香等物……往临安府市舶务住卖。”除此之外，杭州海商若有出洋，“即从泉州港口至岱屿门，便可放洋过海，泛往外国。”由此可见，泉州不仅是江浙海商转贩舶货的重要中转站，还是江浙海商放洋过海的主要港口，这两方面的刺激，自然使泉州的海外贸易更加繁盛。
泉州海外贸易之所以能够在南宋迅速发展提升，除了国内贵族社会对海外宝货的追求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福建，尤其是泉州本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为泉州的对外贸易提供了丰富的出口物资。泉州本地输出的物产，以丝、瓷、茶为大宗，以刺桐缎为代表的泉州丝织品被大量销往东南亚，磁灶窑、德化窑的瓷器也被运往东北亚、南洋诸国及欧洲。
宋廷南迁为泉州在南宋迅速崛起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条件，皇族宗室及官员贵族等消费群体也为海外舶货提供巨大的市场，本土生产技艺的提升以及商品物美价廉，也为海商贩运出口提供坚实的后盾支持，这些方面的合力共同促成泉州海外贸易的繁荣。
37.为什么说泉州清净寺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阿拉伯风格的建筑？
泉州清净寺是我国东南沿海四大清真寺之一（中国东南沿海四大清真寺为广州怀圣寺、泉州清净寺、杭州凤凰寺、扬州仙鹤寺）。
现位于泉州市涂门街108号的泉州清净寺，建于公元1009年，其寺门楼北墙的元阿拉伯文石刻的译文为：“此地人们的第一座清真寺，就是这座叫做古寺的被祝福的寺，它又名‘艾苏哈卜大寺’。该寺建于伊斯兰纪元400年。300年后，艾哈默德·本·穆罕默德·古德西——即人们所熟知的设拉子人……哈只重修、扩建了它，并建筑了这座巍峨的拱门，高大的走廊，华美的门和崭新的窗。于伊斯兰纪元710年竣工。此举为求得至高无上真主的喜悦。愿真主宽恕他，和……穆罕默德……及他的家属。”它保存了完整的中世纪叙利亚大马士革伊斯兰礼拜堂风格，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一所伊斯兰教寺，为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是我国与阿拉伯各国人民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也是泉州海外交通的重要史迹。
根据寺内碑记，再参考其他资料可知创建于宋代的清净寺，经元代重建1次，明代重建5次，清代修缮重修3次，民国修葺1次。即连同创建共11次。现存主要建筑有大门楼、奉天坛和明善堂。大门楼的外观具有传统的阿拉伯伊斯兰教建筑形式。大门朝南，高12.3米，基宽6.60米，门宽3.80米，用辉绿岩条石砌筑，分外、中、内三层。第一、二层皆为圆形穹顶拱门，第三层为砖砌圆顶。楼顶平台称为“望月台”，四面环筑“回”字形垛子，有如城堞，北墙左右嵌有二方阴刻“月”、“台”石刻，为伊斯兰教徒“斋月”用以望月以便确定起斋日期，整座建筑造型巍峨壮观。“奉天坛”是穆斯林礼拜的地方，现仅存四围石墙。坛的屋盖明代年间倒塌，殿内四周的空地上尚存花岗岩的残柱。入东墙尖拱形正门，看西墙正中有一法拱形的高大璧龛，龛内刻有古阿拉伯文的《古兰经》经文石刻，保存完好。寺的西北角为“明善堂”，建于明隆庆元年（1567年），因奉天坛礼拜殿屋盖倒塌后，教徒们便移此做礼拜。在门楼的东侧“祝圣亭”内立有元至正十年（1350年）、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重修清净寺的碑记，这些都是研究泉州伊斯兰教的重要物证。
漫步清净寺中，能够看到一块永乐皇帝敕谕碑刻，上面镌刻朱棣颁发的保护伊斯兰教寺院公告，四周边框绕刻浮雕龙饰。碑刻内容如下：“敕谕 大明皇帝敕谕米里哈只。朕惟能诚心好善者，必能敬天事上，劝率善类，阴翊皇度。故天锡以福，享有无穷之庆。尔米里哈只，早从马哈麻之教，笃志好善，导引善类，又能敬天事，益效忠诚，眷兹善行，良可嘉尚。今特授尔以敕谕，护持所在。官员军民一应人等，毋得慢侮欺凌，敢有故违朕命，慢侮欺凌者，以罪罪之。 故谕 永乐五年五月十一日”。这可作为我国对外国侨民的风俗习惯宗教活动尊重的说明。也是我国对阿拉伯人民友好团结的反应，更是各种不同宗教在泉州和谐相处的见证之一。在明善堂前，至今矗立着一座有近千年历史的精雕宋代“出水莲花”石香炉，莲花寓意“清净”与“洁白”，它正是清净寺的象征之一。
38.何为蕃客墓？
“蕃客墓”全称“伊本·奥贝德拉墓碑石”，现珍藏于福建省博物院。“蕃客墓”比较狭长，有一米多高，底部宽大，向顶部逐渐缩小，整体轮廓笨拙，表面粗糙，没有特别的花纹雕刻与装饰。上面阴刻了六行阿拉伯文，通过这些文字我们知道墓碑主人是伊本·奥贝德拉。在阿拉伯文的第五和第六行之间，写了三个大大的汉字“蕃客墓”。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些字都有错误的地方，“蕃”字中间的“米”上少了一撇，“客”字下面的“口”字里多了一点，“墓”中间“曰”写成了“田”。碑上的字显然出自初学汉字的穆斯林之手。
宋元时期的泉州是一个国际化的海洋都市，这里聚居着许多不同宗教、服饰、肤色的外国人，其中很多是来自阿拉伯和波斯的穆斯林侨民。他们聚居的地方被称为“蕃坊”，他们的学校叫“蕃学”，他们甚至还有自己的墓区，他们则被称为“蕃客”。
因此，“蕃客墓”向我们显示了当时“蕃客”们学习汉字，融入汉文化生活的生动画面，也使我们更加理解泉州多种文化交融的历史。在这块墓碑上，他们自称“蕃客”，用今天的话说为“外国客人”，说明“蕃客”的称呼在当时已经是一个通俗无歧视的称谓。墓主人以及家人也以当地习惯称自己为“蕃客”。历史上，这些蕃客从南方的海路来到泉州，他们在中国的生活过程中学习儒学与汉文化，更改姓氏，做官经商。泉州最终成为了他们热爱的第二故乡。
39.你了解泉州伊斯兰教石刻的价值吗？
近百年来，在泉州发现大批的各种宗教石刻，其中伊斯兰教石刻有300多方，说明中世纪时，穆斯林是中西方贸易中最活跃的商人之一。
泉州发现的伊斯兰教碑刻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为教寺建筑石刻，一类为墓葬建筑石刻。教寺的建筑石刻除了现存泉州通淮街的艾苏哈卜寺外，还发现其他一些寺的遗留碑刻和建筑构件。这些碑刻和构件的造型和文字内容，证实泉州历史上至少曾存在过六、七座清真寺。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历史最悠久、最著名的是建于伊斯兰历400年（1009~1010年），并保存至今的艾苏哈卜寺。墓葬建筑石刻，大致可以分为四种形式：墓碑、塔式石墓盖、祭坛式墓葬石刻和拱北式陵墓建筑门楣石刻。墓碑年代记载大部分在宋元时期。
石刻的文字以阿拉伯文为主，部分为波斯文和突厥文，有的混刻汉文、波斯文、阿拉伯文于同一碑中。碑文的年代大都以伊斯兰历法记载，但也有伊斯兰历与中国农历，换算之准确令人惊讶。碑文雕刻《古兰经》和《圣训》词句，有的还记载死者的姓名、卒时，并透露许多信息，如墓主的来源，身份，婚姻状况等。石刻中阿拉伯文书法种类繁多，有古老的库法体、三一体、小楷、草书、花体、波斯体以及方体等。
泉州伊斯兰教石刻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是国内其他地方所无法比拟的。尤其可贵的是石刻上阿拉伯文、波斯文的记载，可补史籍记载的不足。它对于研究伊斯兰教的传入及其在泉州的历史，外国穆斯林在泉州的生活、从事的职业及其对社会、经济和海外交通贸易兴衰所起的重要作用，都是珍贵的资料。它还是我们考证宋、元时期穆斯林的聚居区域、伊斯兰教寺独特的建筑形式和风格的直接佐证。此外，来泉州的穆斯林学习汉文、使用中国历法、与中国人相互通婚、中外的传统风俗习惯如何相互影响、渗透以及回族如何形成等，也都在这些碑刻中有所表现。
4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如何评价摩尼光佛的发现？
在世界众多历史遗迹中，偶然发现的很多，但列居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泉州晋江摩尼教草庵，其发现确是前辈学者长期关注、刻意披寻的结果。
有关草庵的最早记载，见于明代何乔远的《闽书》，而最早将《闽书》的这条关于草庵的记载作为摩尼教资料辑录的是陈垣，随后法国伯希和根据陈垣的录文考证草庵的具体位置。20世纪20年代，厦门大学教授张星烺、陈万里及德国汉学家艾克等到泉州访古，试图寻找草庵遗址。20世纪30年代，经过整修后的草庵成为泉州佛寺之一，弘一法师曾驻锡该庵。当时草庵所奉摩尼教石像，被称为“摩尼如来”，混同释迦摩尼佛供奉，当时尚未有人从摩尼教的角度去考证。20世纪50年代，厦门大学庄为玑开始把草庵作为新发现的摩尼教遗址公开发表，之后美国首先向西方学术界报道了这一考古新闻。有关草庵的论证及相关照片的刊布，首先见于吴文良的《泉州宗教石刻》，吴文良关于摩尼教的研究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吴幼雄披露吴文良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多次到草庵考察。20世纪80年代，瑞典学者翁拙瑞到草庵考察，这是第一位实地考察草庵的西方学者。1987年瑞典召开了首届国际摩尼教学术研讨会，翁拙瑞将亲自拍摄的摩尼石像作为会徽，并播放草庵幻灯片，正式向国际学术界展现泉州摩尼教遗址，认为象草庵这样完整保存摩尼佛石雕像的摩尼教庙宇，在世界乃独一无二。
历史上泉州的摩尼教华化程度较深，有的借助佛教的外衣掩饰自己的外来身份，有的几乎混同民间信仰，草庵也一直被人们视同佛寺，因此摩尼教遗迹的寻找更是困难重重，所以泉州摩尼教遗址的发现，对于推动中西方文化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考察了草庵，他们惊喜地看到了目前世界上唯一的摩尼石雕像，将之称为整个“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考察活动最大的收获。
41.为什么说蒲寿庚是宋元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风云人物？
蒲寿庚，号海云，宋末元初人，阿拉伯商人后裔（一般认为，“蒲”是阿拉伯普通人名Abu或Abon的音译）。蒲寿庚先祖从西域沿海路迁徙来华，先侨居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后迁居广州，总诸番互市，富盛甲一时。南宋中后期，泉州港日益繁盛。蒲寿庚之父蒲开宗因“家资益落”，举家自广州徙居泉州。
蒲寿庚善经营，以海舶从事运贩大宗香料为主的海外贸易，“致产巨万，家僮数千”。蒲寿庚亦官亦商，官商合一，凭借权力更大规模地开展贸易，“南海蛮夷诸国莫不畏服”。如南宋咸淳十年（1274年），海寇袭泉州。蒲寿庚与兄寿宬凭借强大的海上力量，助官兵击退之，因功升授福建安抚使兼沿海都置制使，安抚一路之兵事民政，统领海防。
德祐二年（1276年）二月，元军南下包围临安。元朝廷以寿庚“素主市舶”，长于海事，拥海舶至多，多次招降蒲寿庚。三月，元军陷临安，恭帝降，南宋事实上灭亡。五月，南宋遗臣奉恭帝兄赵昰入闽，赵昰在福州另立朝廷，是为端宗。他们冀得蒲寿庚之助，以继续在闽、广沿海地区坚持抗元，任命蒲寿庚为闽广招抚使，兼“主市舶”，赋予更大的权力。显赫的权力与雄厚的海上实力相结合，使蒲氏成为宋元鼎革之际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然而此时蒲寿庚已有异志，如瑞安（温州）之役，蒲氏与殿前司左翼军统领夏璟（泉州人）联合，挫败防守的陈宜中，破坏文天祥守瑞安的军事计划。
十一月，元兵由浙江入福建。南宋少保张世杰率舟师十万，奉宋端宗赵昰等由福州航泉州港，命寿庚将舟以从，寿庚闭门拒命。张世杰只得护送端宗移粤，经漳州趋潮阳。临行，宋军以船舶军资不足，“掠蒲氏海船二千艘，没其货物。”蒲寿庚怒，杀诸宗室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2300余人，与州司马田真子上表降元。
至元十四年（1277年）七月，张世杰从潮州回师泉州，“欲得蒲寿庚而甘心”。蒲寿庚固守泉州，与尤永贤、王与、金泳等部将“协谋拒守”，“晨夜血战”。攻凡九十日不下，世杰解去。这场保卫战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残宋的士气和力量，基本上消除了闽南地区反复拉锯的局面，巩固了元朝在福建的统治。
蒲寿庚降元，削弱了残宋的海上力量，蒲氏还以所拥有的海舶交元军进攻残余宋师。元军将领董文炳率部抵泉时，擅解所佩金虎符赠蒲寿庚，此举事后得到元世祖的嘉许。蒲寿庚仕元，元朝统治者重其事权，蒲寿庚历官昭勇大将军、闽广都督兵马招讨使兼提举福建广东市舶，镇国上将军、福建行省参知政事、中书左丞、平章政事等，终生显赫。子孙在元朝，亦颇得志。子蒲师文继承其位，官至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奉诏“通道外国，抚宣诸夷”,并且代表元廷祭祀妈祖，赐封妈祖为“护国明著天妃”，开创了中国册封航海女神为天妃的先例。孙蒲崇谟，仍任行省平章政事。
蒲寿庚在宋元鼎革之际，叛宋仕元，主观上是为着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但客观上使泉州港得以幸免战争创伤。泉州港在元军占领泉州的第二年就开港，进而达到极盛。蒲寿庚受命“镇抚濒海诸郡”，招谕南海诸国，对元代海外贸易制度和海外贸易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通过招谕活动，南海诸国的使者和商人相继来华，泉州港的海外交通贸易蒸蒸日上，在元代出现了鼎盛的局面，跃居为世界大港，以“刺桐港”之称名扬四海。
42.泉州有哪些与蒲寿庚相关的遗迹?
蒲氏家族拥有庞大船队，蒲寿庚“以善贾往来海上，致产巨万”。宋末，蒲寿庚于晋江出海口岸附近宝觉山（一作石头山）建楼以望海舶。蒲寿庚，号“海云”，所建楼阁曰“天风海云楼”。相关题咏游记有多首。
其兄蒲寿宬有“题海云楼下一碧万顷亭”之诗，云：倚栏心目净，万顷一磨铜。欲画画不得，讬言言更穷。阴晴山远近，日夜水西东。此意知谁会，鸥边独酌翁。释圆悟，闽人，蒲寿宬友，有“海云阁”诗，首句云：天风来海门，惊浪作飞雨。
元至正九年（1349年）任泉州路达鲁花赤偰玉立有“天风海云楼”诗，曰：极目云山道阻修，薰名久速不谁收。海天秋色无边景，且上遐陬第一楼。此时“天风海云楼”尚保存，但至明弘治间黄仲昭修《八闽通志》之时，已废。
在海云楼附近的法石云麓村，其兄蒲寿宬建有别墅，花园中引种各种蕃花，如素馨花，流传至今。
蒲寿庚府第遗址在泉州城南一带。范围东至涂门，西至大隘门，南至今天妃宫（今天后宫一带），北至涂门街，面积约三百亩。内有花园、棋盘园、书轩、讲武场、厨房、祠堂等。
据说南街大隘门就是蒲家的大门，大隘门内还有一个关刀形的池子，因形得名为关刀池。待礼巷是蒲氏接待贵宾之处。关刀池东北面的刺仔花园就是蒲家原来的花园。
宋元时代，弈棋风盛，蒲寿庚为了娱乐宾客，在花园北面辟一棋盘园，以32名美女为棋子，分别手挚黑红棋子名牌，各就各位，听候弈者号令进退，其遗址即今天的棋盘园。义全宫附近有一小巷今称三十二间巷，为32名充当棋子的女子夜寝之处，一人一房。
棋盘园东面的东鲁巷原是蒲家子弟的书轩。棋盘园西面的讲武巷原来是蒲氏的讲武堂，也就是训练水兵的地方。灶仔巷是蒲氏兵营厨房。一文一武，遥相呼应。如今，“蒲寿庚府第遗址”的石碑就立在东鲁巷口。
泉州清源山纯阳洞的后至元四年（1338年）撰刻的《重建清源纯阳洞记》摩崖石刻，记有“心泉蒲公（蒲寿宬）同其弟海云平章（蒲寿庚）协力捐财以资之”，这是元朝人明确提到蒲寿庚任行省平章政事的摩崖石刻，此石刻距蒲寿庚仕元有五十多年。
43.为什么宋元时期泉州出现造桥热？
早在唐五代时，江南一带的造桥业以其成熟的建造技巧，桥梁广布，盛况空前，在中外商贸往来中发挥重大的作用。两宋时期，泉州的造桥业后来居上，根据统计，在北、南宋300多年间，泉州府所属各县共建造了139座跨江、跨海的梁式大石桥，其中有113座建于南宋，而且主要分布在港口最集中的晋江县境内。仅南宋初绍兴年间（1131~1162年），该县就兴建了13座大石桥，总长度约15千米。其中记有长度的最长石桥——苏埭桥长达2400余丈，约等于8000米；桥孔最多的是海岸长桥，达770多个。
两宋时期集中兴建的数以百计的桥梁以其先进的造桥技术在中国桥梁建筑史上处于领先地位，并且构成了以城市和港口为中心的陆上交通网。这样一股“造桥热”的出现与泉州两宋时期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对外贸易的发达以及政府重视、社会关注密不可分。
泉州在两宋前没有出现过长久的大规模战争，社会发展的环境稳定和谐。西晋末年受北方战乱影响而南迁至泉州的中原人民和部分士族以其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大量的劳动生产力，促进了泉州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唐五代割据泉州的王氏家族、留从效等主政者重视发展本地农业生产，大力发展陶瓷、冶铁等手工业，鼓励海外贸易，组织手工业产品出口，对海外通商采取开放的政策，使得泉州地区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泉州成为富州。北宋中期，泉州对外贸易发达，以洛阳桥为代表的，以及晋江悲济桥、通济桥，惠安的菱溪桥、张店桥，南安的从龙桥等一批石桥就是这一时期为适应海外贸易而建的。
元祐二年（1087年）朝廷在泉州设立专管进出港口的船只、货物，以及中外海商和贸易税收的机构市舶司，至此泉州港成为正式对外开放的港口，本地或外来的船舶无需再经广州市舶司验关，可入港贸易或装货放洋。这一政策使得泉州的海外贸易进入繁荣期，政府充盈的财税为大批桥梁的建造提供了经济基础，同时，作为全国内外物资的吞吐港，腹地许多省份的名贵产品源源不断地贩运到泉州转外销，对大批桥梁的建设提出了客观需求。泉州贸易税收最多的南宋绍兴年间，以安平桥（中国现存古代最长石桥）为代表的近百座石桥的建立，将泉州海陆交通串联，方便了货物的起运卸载，也通畅了往来商旅。
两宋时期泉州地方官员和社会各界的热情参与也是造桥热潮产生的重要原因。泉州地方官将兴建桥梁作为头等大事，亲自主持桥梁修建，其中就包括北宋中期著名的政治家，书法家泉州知州蔡襄，主持修建了著名的洛阳桥，并写下记录建桥始末的《万安桥记》。泉州商众和僧团则通过募捐，甚至亲自参与桥梁修筑工程来表达对造桥事业的支持。
可以说，宋代泉州这种多造桥、快造桥、造大桥、造长桥的盛况，完全是海外交通空前发达的产物，它为我国乃至世界桥梁史写下了史诗般的篇章。
44.洛阳桥其建桥技术特点是什么？
洛阳桥为梁式跨海大石桥。位于洛江区桥南村与惠安县洛阳镇洛阳街交界的洛阳江入海口，距市区l0公里。这里原为古泉州湾洛阳港，是泉州至省城福州乃至连接江西、浙江腹地的交通要道。未建桥时，往来皆赖舟船渡江，由于水面宽阔，水流湍急，常因风浪暴起而舟覆人溺。11世纪时在此建桥，成为舶来货品“胡椒、槟榔、玳瑁、犀、象，殊香百品，异药千名”运往省城的坦途。桥南桥北也形成“列肆喧雷”的集镇，桥北的洛阳街、桥南的桥南村至今古风犹存。其中，桥北洛阳街仍保存有11世纪建桥时为保佑建桥、镇桥而建的祭祀海神通远王的昭惠庙，桥南村则一直保存着纪念建桥有功的郡守蔡襄的祠堂。
桥于北宋皇祐五年（1053年）始建。北宋至和二年（1055年）、北宋嘉祐三年（1058年）两知泉州的蔡襄继续主持建造，并于北宋嘉祐四年（l059年）完工。历代均有重修，最近的一次维修是1993~l996年。1988年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桥系花岗岩石砌筑，现长731米，宽4.5米，桥墩45座。两侧作护栏，有500根栏杆石柱，其中28根为狮子栏柱。所用石桥板最大的长11米，宽0.98米，厚0.8米，每条桥板重约数吨至十多吨，施工难度非常大，耗资1400万文。建桥时采用多种先进的建造技术，如在江底沿着桥梁中线抛置石块，并向两侧展开一定的宽度，形成一条横跨江底的矮石堤以作为桥墩基址，称“筏形基础”。墩用石块砌成，临海一面砌成尖劈状，称船形桥墩，以分开水势，减弱海潮的冲击力。在桥墩种牡蛎以固其基，称“种蛎固基”。将所采石梁预先放在木排上或船上，趁涨潮时驶入二石墩之间，待潮落木排或船随水下降，石梁便架于墩上，称“浮运架梁”。
桥两头现存的4尊11世纪护桥石将军和6座刻有月光菩萨的石塔，是难得的宗教艺术作品。而桥头众多的石碑、摩崖石刻，及桥南村蔡襄祠中蔡襄手书的被誉为撰、书、刻俱佳的“三绝碑”，则是极为珍贵的书法艺术作品。尤其是保存至今的26方历代修桥碑记，被中国桥梁史专家茅以升誉为中国古桥中所仅见。900多年来，有关造桥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广为流传，甚至被搬上戏曲舞台，成为许多古老剧种的传统剧目，也是极为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同时，该桥也一直是古今画家创作的传统题材，出现了许多优秀的美术作品。
45.为什么宋代官员都要到真武庙望祭海神？
古代航行于海上的人们，出行往往祈求道教诸神的保佑。宋元之际，东南沿海的泉州港成为空前繁荣的国际贸易通商港口。木帆船时代，航行的动力靠夏、冬两季的信风，因此，夏秋两季，提举市舶官员和郡守组织举祭，形成了祈风和祭海。祈风，是向九日山上的海神通远王祈求海舶顺风，祭海，则是献祭海神玄天上帝。
关于玄天上帝的成神，有多种说法。最早的记载是《礼记·曲礼上》“行前朱鸟而后玄武”的说法。《后汉书·王梁传》里则记载：“玄武，水神之名。”现在较为盛行的说法是：玄天上帝原是净乐国王的太子，后从武当山修炼，功成之时白日飞升，威镇北方，号玄武君。玄天上帝（真武帝君）既是天宫二十八宿中的北方神，又是水神、海神兼冥王（死神），后被道教所崇祀，与青龙、白虎、朱雀（一称“朱鸟”）合称四方四神。由此可见，玄天上帝一直以来是作为海神、水神和地方守护神的象征而存在。
玄天上帝被供奉于泉州法石真武庙。明万历年间的《泉州府志》这样记载：“玄武庙在郡城东南石头山，庙枕山漱海，人烟辏集其下，宋时为郡守望祭海神之所。”真武庙建在石头山高阜上，现存系清道光（1821~1850年）年间所建，占地面积50余亩。坐北朝南，红瓦翘脊，总体结构为三开间、三进深，依道教建筑规制，中轴线有山门、拜亭、大殿。山门为四柱三间两层牌楼，正中悬黑底镏金行书“武当山”牌匾，山门内古榕参天，树下有天然巨石数块堆叠，其中一块巨石拱出地面，宛如“龟背”。“龟背”上面立一方石碑，碑面刻“吞海”两字，阴刻楷书，是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晋江知县韩岳所立。古代真武庙前曾是一片汪洋，至今巨石边缘，留有被海水冲刷出来的道道痕迹。古时登临此处远眺，可见晋江东流入海，波浪滔天，风帆如织。大殿的后殿正中供奉3尊玄天上帝（玄武）塑像：中为大帝，是从湖北武当山分炉而来的；左为二帝，是本地玄武；右为三帝，曾出巡台湾。3尊神像造型一致，披发、着黑衣、仗剑、跣足踏龟蛇、执黑旗。
真武庙山下的法石港位于石头街东北街尾、晋江流域出口处，是江海交汇的港口，也是中外商人荟萃之地。从北宋到南宋前期，为祈求商舶往返平安的祭海在真武庙举行的，泉州知州每年两次到此举行祭海仪式，端午前后为“回舶祭海”，秋冬为“遣舶祭海”。真武庙望祭海神显示了宋代官方对海洋事业的重视，也寄予了海洋发展以支撑王朝财政的殷切期望。
46.泉州海丝航船的停泊码头有哪些？
宋元时期的泉州港闻名于世界。泉州港是对泉州地区“三湾十二港”的总称。“三湾”指泉州湾、深沪湾、围头湾，“十二港”则分布在泉州南北海岸线的各个角落。这些港口上分布的码头从古至今流通了许许多多的客人与货物，见证了泉州港的繁荣。但因时代周转，码头发生了许多变动。目前遗存下来的比较完整的码头古迹不多，主要有美山码头、文兴码头、石湖码头等。
美山码头、文兴码头都位于法石港。现存的美山码头是由宋至清代的石构迭压筑建而成。该渡头离水面约4至5米，宽约13至15米，其上约1米为近代筑砌，下面是旧有的花岗岩石构件，在筑建时用丁顺砌法，目前临水处有多处崩塌。该渡头水位较深，是法石村古代重要的码头之一。宋元时期，美山码头是法石村的重要货物转运枢纽之一，既是泉州人出海的必经之路，也是海外客商进行贸易往来的交通要道。码头附近有美山天妃宫，古代这里还设置过河泊所、文馆、武馆及海关等机构。
文兴码头与美山码头相似，也是宋至清代的古建筑，位于晋江的入海口处。文兴码头是用花岗岩石构件，以错缝方式筑成的斜坡阶梯式的驳岸码头。该码头近现代时仍在使用，目前已部分沉陷于江中，残长沿有近20米，外观迭砌已不太规整，但历史风貌仍然保留着。这里曾出土过造船遗址、古船残骸、石碇、西班牙银币等，附近有宝箧印经塔、王爷宫和文兴宫。
石湖码头，又称林銮渡，位于蚶江石湖村西北，是唐代航海家林銮为通勃泥（北婆罗州）而建的码头，郑和船队也曾在这里停靠。该码头建在二座天然岩石间，是用长条石纵横筑砌而成，最上面横置石板，全长113.5米，在尾端向东的部分呈弯曲状，其中主体部分长70米，宽2.2米，高2.41米。历史上，船舶运来的许多香料药物由此上岸。该码头的淤泥中曾出土一个重达758.3公斤的铁锚，现陈列于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内。
后渚码头，为宋代遗址，位于洛阳江与晋江交汇和出海处，水深港阔，便于海船停泊和起航，距泉州十公里，内陆交通方便。宋元时期，泉州盛产的丝绸、瓷器、茶叶、糖、铜铁器等和其他各地运来的货物，均取道晋江或洛阳江，从后渚港出海，运销海外，同时进口物资也由后渚港上岸运往内地。该码头与泉州宋代古船一并被发现，是两条宽3米左右用花岗岩条石横铺的路面，一条自西向东（已中断），另一条自西北向东南，西北有石砌台阶通往岸上。条石最长2.6米，宽40厘米。该遗址以碎石为基底，架上松木卧椿，其上再盖条石，泉州地区宋代水上石构建筑均采此法。
在泉州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码头还有很多。位于洛阳江出海口的乌屿码头，位于晋江沿岸的石笋古渡、富美古渡，乃至位于安溪的澳江古码头，都曾穿梭着无数只商贸往来的船舶，谱写着中国海外交通的历史。文兴、美山、后渚、蚶江、白奇等古码头仍存于今天。
47.宋代有哪两位安海人成为安南的国王？
宋朝时期，两位中国人先后荣膺安南（今越南）国王：一为北宋初期，李公蕴建立李朝；一为陈日煚继李朝之后，建立陈朝。
沈括曾在《梦溪笔谈》中提及：“景德元年（1004年）土人黎威杀（丁）琏自立，三年威死，安南大乱，久无酋长，其后国人，共立闽人李公蕴为主”。《宋史》卷四《交趾传》中记录：“李氏有国，自公蕴至吴旵，凡八传二百余年而国亡”。在《元史》的《交趾传》中也提及李氏王朝自李公蕴起至吴旵共九世。根据这些史料记载，宋代的时候确实有一位叫李公蕴的福建人在安南国当国王。
这位李公蕴到底是福建哪里人？嘉庆年间晋江人蔡永蒹辑录的手抄本《西山杂志》提到，李公蕴是晋江安海李家港人李松的小儿子，早年随哥哥李淳安驾船前往安南国经商并侨居当地，后被任命为殿前指挥使。他平定叛乱有功，在皇帝驾崩之后被朝臣拥立为安南国王。1010年，李公蕴登基，开创了越南李朝（1010~1125年）。登上皇位后李公蕴就派遣使者入贡宋朝，因此宋真宗册封他为交趾郡王，真宗之子宋仁宗封他为南平王，后追谥为交趾国太祖武神皇帝。
李氏王朝传至九代时，由于时任国王吴旵没有子嗣继承，遂将皇位交由驸马陈日煚。根据宋朝周密的《齐东野语》中的记载，陈日煚是福建长乐人，年少时放荡不羁并有偷窃行为，犯罪后逃至永州，同乡人永州守林岊对他善待有加。后来陈日煚去了邕州，在交趾国考中举人第一名，被招为婿，安南国王无子，政权归女儿昭圣，驸马陈日煚逐渐掌握政权。
然而周密的记载中所提及的同乡人永州守林岊，在《晋江县志》中亦有所记载，是一名晋江人，在1167年的时候建立了学堂。两人既为同乡，陈日煚也有可能是晋江人。《西山杂志》中又有进一步记载：“陈厝，在仁和里（即安海）之东，俗曰陈厝坑…（陈）东明曾孙陈日煚，字阳光，其世代居海湾，自行交州经商，深得交人之心望。南宋宝庆二年，日煚以安南入贡，端平丙申三年复入贡。于是，册封陈日煚为安南国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晋江安海发现了一本《李庄·内李氏房谱》，以下简称《李氏房谱》，其中有不少关于李公蕴及安南李朝的情况，内容与史籍所载基本相符，因而应该是可信的。其中“二十派﹒吴旵条中在“以女昭圣公主执掌国事”句后有云：“入赘驸马陈日煚乃吾李庄邻近之陈厝坑人也，今属七都陈垵坑，宋为开建乡修仁里辖”。根据此两条记载，陈日煚应该是泉州晋江安海籍人士。
综上所述，安南自李公蕴建立李朝开始，历九世至昭圣公主执掌国事时，陈日煚一揽大权，李朝逐渐演变为陈朝。李公蕴和陈日煚曾经都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于安南的泉州海商，随后侨居当地，并逐步建立自己的朝廷，他们的事迹是宋元时期泉州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蓬勃发展的重要证明。
48.为什么说天后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保护神？
行驶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古代帆船主要靠风力，海上风云变幻莫测，危险性大，经常发生船翻人亡的海难。人们对这些自然现象既无法完全掌握，又无法用科学方法解释，在心理上产生畏惧，因此寻找各种神灵作为海上航海的精神支柱。
妈祖姓林名默，福建莆田湄洲人，生于公元960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卒于公元987年农历九月初九。生长在大海之滨的林默，不仅精于占卜，长于医术，还能通晓天文气象，熟习水性。她一生在大海中奔驰，救急扶危，在惊涛骇浪中拯救过许多渔舟商船，因而人们传说她能乘席渡海。
妈祖信仰起初只在妈祖的故乡传播，妈祖赐号顺济是“因商之言”。宋宣和年间，路允迪奉使高丽，“挟闽商以往，中流适有风涛之变，因商之言，赖神以免，使者路允迪以闻，于是中朝始知莆之湄洲屿之神之著灵验于海也”。妈祖信仰得到朝廷的承认，确立了妈祖的海神地位。而后，妈祖所得的封号越来越多，迄至宋末，妈祖得到的封号已有十四次之多。宋朝给妈祖的封谥对推动妈祖的崇拜有重要作用。但我们同时必须注意：宋朝的整体气氛是崇道的，各地神灵受封不下数千次，妈祖是最受宠的神灵之一，但不是唯一的受封神灵，甚至不是唯一的海神。
元朝的封赐制度有很大变化，元朝统治者最宠信佛教，在这一背景下，朝廷不再给乡间诸神授予封号。但是妈祖不仅得到封号，而且还上升一级。《元史》记载，至元十五年（1278年）八月，元世祖下诏“制封泉州神女，号护国明著灵惠协正善庆显济天妃。”皇帝称这尊海神为“泉州神女”，并赐封为天妃，妈祖从此成了泉州港最有代表性的海神。元世祖能给妈祖以天妃的称号，并且以后日益加封，使妈祖神格不断提高。一是因为元代海运相当发达，海外贸易成为国家重要的财政收入，而从事海运的人员需要海神的保佑。二是泉州为当时最大的海港，有着世界上最先进的造船与航海技术，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中国航海界的情况，妈祖作为泉州的海神，自然在众神中脱颖而出。迄止元代，其他海神已无法与妈祖竞争了，妈祖从地区性海神上升为全国性海神。
元朝，泉州同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与地区有通商贸易往来，妈祖信仰随着泉州海商传播到世界各地，就以东亚、东南亚的广大范畴来说，凡是港口之处，几乎都有妈祖庙。可以说，没有泉州港的地位和影响，没有泉州商人、移民和航海者的笃信和传播，很难塑造出这么一个世界性的海神。
明清时期，妈祖亦作为海神，伴随着华人足迹遍布天下。清代朝廷对妈祖的祭祀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妈祖被推崇到“天后”的至尊地位。妈祖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保护神，给了人们战胜灾难的希望、信心和勇气，让他们坚信当面临危难的时候，妈祖会来解救，于是他们顽强坚持，等待救助，并终于渡过了危机，化难成祥。
2009年10月，妈祖信仰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目前，世界各地建造的妈祖庙宇有5000多座，妈祖信众达2亿多人。泉州天后宫始建于宋庆元二年（1196年），素来被认为是海内外建筑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祭祀妈祖的庙宇，也是大陆妈祖庙中唯一被国务院审定公布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9.德济门遗址如何诉说泉州宋元时期海丝的发展？
德济门地处蕃商来华上岸之处，在天后宫的正对面，附近曾是外来商贾聚居的“泉南蕃坊”，是见证泉州对外往来繁忙、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重要遗存，也是寻访泉州多元宗教文化历史的重要证据。德济门是泉州古城七座城门中唯一被发掘而保留下来的城门遗址，是我国现存使用时间最长、面积最大的石构古城门遗址之一。
德济门始建于南宋，元时改名“德济”，其后德济门城墙不断加厚加高，增筑了月城，1948年时毁损，2001年才又重新发掘。德济门现存的遗址中宋、元、明、清几代的文化层累次叠加，每个朝代的堆积物也被发掘出土，比较完整保留了11世纪到20世纪城市拓建、重修的历史印记。在该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遗物，以碎砖瓦、瓷器和瓷器残片为多，铁炮、炮弹、瓦当、砖块、石权、石碑、铜钱等都有出土。其中，瓷器包括了宋元明清各式各样的碗、盏、碟、炉、瓶等器物及其残片，遗留下了各个朝代生活的记录。
更为有趣的是在德济门遗址出土的宋元时期的宗教石刻。其中，有12块是古伊斯兰教石刻，有4块是古基督教石刻，有5块是印度教石刻，佛教石刻2块，另外还有抱鼓石6块、石柱近百根。这些石刻大多为宋元的宗教寺庙构件，它们反映着泉州那个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成就。
在德济门遗址中出土的四块基督教石刻中有一块墓顶石很特别，在它的两端分别刻有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两种图案。依据各种史料，有学者推测：“这块有着两种宗教图案的刻石，应该是宋元时泉州伊斯兰教徒与基督教徒通婚的确凿见证，他们死后亦一块合葬于泉州。”对于自古便处于对立、纷争不断的两种宗教，在泉州竟以通婚混葬的方式存在，这足以说明泉州宋元时期文化、宗教的包容性，从这个侧面也完全反映了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状况，因为当时的泉州接纳了世界各地信奉不同宗教的人。
在出土的六块抱鼓石中也有一块包纳了很多海上丝绸之路的信息。这块特殊的抱鼓石上有宝珠、犀角杯、画轴、灵芝、祥云图案，还有六角星纹饰，以及与元青花瓷类同的装饰元素。其中，宝珠、犀角杯明显为海外舶来的奢侈品，六角星装饰据说与犹太教有关，而元青花瓷的风格又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较大。这些图案与元素成为民间的吉祥图案，极大说明了宋元时期泉州物质文化交流的昌盛。德济门遗址出土的这许多件石刻文物都向我们证实了泉州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经济、文化的富庶状貌。
50.宋代泉州九日山祈风仪典是怎样形成的？
古代帆船的航行动力是风，季节性信风是远洋航行的生命线，所以水手无不渴望季风如期，无不渴望季风安宁，这种强烈的渴望几乎到了对季风崇拜敬畏的程度，古人相信季风的支配力量就是神，因此人们将心灵寄托于神明。宋朝，泉州、广州、海南等地都有祈风习俗。
九日山位于今泉州南安丰州镇，在开元六年（718年）以前丰州是泉州州治所在地。西晋太康九年（288年），闽南最早的佛教寺院延福寺兴建。唐朝咸通年间（860~874年），延福寺重建，僧人前往永春乐山求取木材，途中遇到一位白须老翁指点，寻得木材。当天晚上又梦见老翁应许将木材运送到延福寺，不日江水暴涨，运载木材的船只顺流而下直抵目的地，有如神助，大殿建成后取名“神运殿”。另外再建一殿祭祀乐山白须老翁，取名“灵乐祠”。后来，善男信女遇到水旱瘟疫，航海贸易等事来到灵乐祠祷求，有求必应。到了北宋，灵乐祠因其灵验，主神被封为“通远王”，庙宇称“通远王祠”，后又改名“昭惠庙”。
入宋以来，泉州海外贸易日盛，航海保护神通远王广受航海者崇拜。北宋元丰年间（1073~1085年），泉州的航海者在出海贸易前会到昭惠庙祈求风信准时，航程平安，这种航海习俗已经形成了。北宋中晚期，由于吏治腐败，灾荒频繁，除了太守陈偁有过一次偶发的祈风举动外，官方并未形成固定的祈风机制。
南宋，朝廷统治重心南移，泉州港的地位更加突显。泉州需要通过正式的祈风典礼来显示其对海外贸易的重视和对海商的笼络，进一步强化其重要地位。因此在绍兴年间（1131~1162年）出现了官方的祈风典礼并一直延续到南宋末期。
宋时，晋江江面开阔，船舶可溯江而上，直抵九日山，登山游览，祈风祭神，刻石记事。九日山现存国内独一无二的祈风石刻10方，是我国著名的海外交通历史遗迹。最早的一方是淳熙元年（1174年）的，最晚的一方是咸淳二年（1266年）的。由于泉州港冬季盛行东北风正是船舶出海贸易时节，夏季盛行西南风正是船舶回航之时，因此祈风主要分为农历十、十一月的发舶祈风和农历四月的回舶祈风。祈风典礼在昭惠庙举行，祈风官员来自市舶司、州府、南外宗正司、禁军等机构，这反映了当时海外贸易在泉州港的重要性得到了各方的广泛认可。除此之外，泉州市舶司和泉州府的官员林之奇、王十朋、真德秀等人都撰写过和祈风相关的文章。
九日山祈风仪式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民间到官方，从偶发到常态的过程，是泉州海外贸易历史变迁的一个缩影。官方主持祈风仪式体现了对海商的招徕以获取政绩和升迁机会，海商也希望通过祈风仪式来结交官府以图方便。这显示了泉州海外贸易中官商的微妙关系！
51.清源山《重修纯阳洞记》如何体现泉州多元宗教文化的和谐共处？
纯阳洞，位于泉州著名景区清源山巅，因此又称为清源洞。历朝历代对纯阳洞的修复情况都有文字遗留下来。这些文字里记录了古人建设、修复、改造纯阳洞的过程。更为惊叹的是，元朝佛家释用平的《重修清源纯阳洞记》里共记述了三次修建过程，向我们充分展现了泉州历史上道教、佛教、伊斯兰教相互融合、包容、共存的和谐景象。
纯阳洞原是道教圣地，里面供奉着宋代裴思休道人。裴思休宋绍兴中从江东来到泉州，行为比较怪异，后来坐化在清源山的一个石洞中。人们为了表示敬佩，将其遗体塑像奉祀，并称此处为纯阳洞，该处也由此成为一个道教场所。
元代，道教的世俗化使得一些人有了沉于饮酒的恶习。在释用平的记录中，法昙为了改变这一习俗，在信奉伊斯兰教的蒲寿宬、蒲寿庚的财物支持下，于至元四年（1338年），在纯阳洞的附近建筑了殿堂，并设置了卜筮用品，旧的世俗风气因此得以改变。此前，佛教的普陀天王殿已屹立于此。因此，释用平碑记中对此评价为，“佛或因仙而居，仙或因佛而显，相与成物外之风致也”。依托道教圣地建设佛教场所，佛、道在互相包容、合流的过程中都得到了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信奉伊斯兰教的蒲氏家庭竟然也支持佛、道的发展。这与中国文化和泉州的历史际遇都有关系。元朝时的穆斯林普遍接受汉文化，更改姓氏，学习汉语言，并以儒学为教育内容，甚至用儒家学说来诠释伊斯兰教教义。蒲氏家庭支助修建纯阳洞也表现了泉州的不同宗教之间的和谐关系，他们在接受中国文化的同时，也接受了泉州多元宗教和谐共处的精神。
释用平以及之后的重修纯阳洞的碑记之中，佛教、伊斯兰教信仰者，儒士和官员等都参与其中，使得纯阳洞成为多元宗教文化协力共建、共存的泉州名胜。他们不排斥也不独尊哪一个宗教，而是以尊重包容的态度接受多元的宗教。这是泉州留给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份无价遗产。
52.雅各布·德安科纳所著《光明之城》是指泉州吗？
雅各布所说的“光明之城”指为泉州之说，大体无误。质疑此书者，不外乎以下三个方面：
一，有论者以某些记载判定该书至少有部分材料需要在蒙元以后，甚至明代中叶。例如有的学者认为，《唐大秦景教碑》是1625年在西安的今周至县出土的，此前无人知道有阿罗本其人，作为13世纪的雅各不会知道此碑内容。其实，北宋王溥的《唐会要》卷49已有“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的记载。此事张星烺先生早有考证，他说：“宋宋敏求《长安志》云，义宁坊有波斯寺。唐贞观十二年，太宗为大秦国胡僧阿罗斯立。‘阿罗斯’即碑文中‘阿罗本’之误。阿罗本为大秦僧入中国之始。”13世纪的雅各在泉州听说此事，是完全有可能的。
二，有论者以某些“名称”认为此书作者并未到过中国的南方。例如“契丹人”、“蛮子”“羊年”的称谓。论者认为南宋人从没有称呼女真人为“契丹人”；南宋人更不会称自己为“蛮子”。而“动物纪年”的习惯，也应在游牧人的政治统治深入南方汉地社会才可能流行。据此，他们认为书中记录的，与其说是南宋，不如说是由蒙古人加之于华北地区（女真人）的社会习俗。还有“也里可温”、“色目人”、“斡脱”组织、“阿儿浑”等都是不会出现在泉州或南宋的其他什么城市。但是，该书是作者离开泉州以后所整理而成的，或在蒙古人已经统治中国南方之时，作者不自觉的采纳了前者的态度和立场，同时也有可能不自觉地记载了一些元代的事情。
三，有论者对书中某些该城社会生活的细节描写，尤其是围绕时政、风俗发生在当地上层人物圈内的激烈辩论等提出质疑。但是有好几个被指为“伪造”的问题，其实没错，也可能发生，或也确曾存在。王连茂先生在《<光明之城>与南宋刺桐史实杂谈》中已对有所责疑的火葬、马车、瓷器、黑糖、番红花、服饰、瓦舍、踢门槛、辩论等问题，作了考实。《光明之城》所述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泉州的情况的，也是可以从文献中的一些零星记载和当地的惯俗中找到印证的。雅各偶尔谈到此地有禁踢门槛的习俗，至今尚普遍存在泉州民间，且无任何文字记载可供抄袭，此等细情末节，倘非亲历闻见，如何伪造。第十章“死亡之云”中的“辩论会”，雅各在详细记述他和几个主要人物的发言中，突然插入一个不知姓名的老人的话：“我历经苦难，开始时做树木的税收工作，后来是去保护浮桥，这样别人会把我看成下等人吗？”显然，这句并非重要的插话起码涉及三个具体史实：宋代有没有树木税？泉州有没有一座浮桥？有没有专职护桥者？这三个问题均非一般常识，需相当熟悉宋代文献和地方史料，方能不露出破绽。而事实是，宋代确有木材税（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另外《文献通考》卷14“征榷考”也有所载。至于浮桥的名称，据英文版“the floating bridge”翻译而来。据清乾隆《泉州府志》卷10“桥渡”载“石笋桥，……一名浮桥”。该桥先后虽有过五个名字，泉州民间却习惯称之为“浮桥”，甚至桥北集镇也以此为名，如此，岂能伪造？又据方勺《泊宅编》载：万安桥“……三岁度一僧掌桥事”。可见当时一些主要桥梁都设置有这种“掌桥事”的专职护桥人员。老人的自述看似简单，却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佐证：那场让人感到疑惑的“辩论”确曾经发生，那个担心被看成下等人的老人确曾在场，而且，他的插话被记录下来。雅各所记述的。该辩论的发生是完全可能的，记述也是大体可信的。由于雅各离开泉州四年后，蒲寿庚果真叛宋降元，并屠杀了三千在泉的南宋宗室成员和淮兵，以及某些抵抗派的士大夫，终于使这场剧烈的斗争有一个符合逻辑的结局。蒲变之前几年，各种文献的确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正是这段空白的历史，使我们无法相信手稿能够伪造的出来。
有关泉州市场分布情况的记述，既真实又可填补文献记载的空白。雅各说：“实际上构成这个城市的居住区与周围的村镇看上去是联为一体，建筑物的数量由于非常多，以至彼此挨得很近，因此城里人和乡下人的住所混在一起，就好像他们是同属一体的。”这完全符合泉州老城与附郭村庄的空间结构形态，也非亲历其境者所能凭空捏造。更有趣的是，雅各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每个城市门口有市场”，而且是专卖市场。这同样为文献所乏载，也完全符合事实。从残存至今的一些古地名，如聚宝街、米埔、鱼行等，都是城门口的市场。此外，雅各所记述的城内有专营丝绸与金银器的街道，也很有参考价值。
53.宋赵汝适《诸蕃志》是如何记载泉州刺桐港的？
《诸蕃志》是赵汝适在任泉州市舶提举时，一方面参考有关图籍，另一方面询问来泉州经商的胡贾而写成。
《诸蕃志》对泉州海外交通记载很详细，凡书中所记我国与东南亚、东北亚诸国、印度、阿拉伯及北非各国的航线距离、日程、方位，多以泉州为基准。
以泉州为方位：三佛齐“在泉之正南，冬月顺风，月余方至凌牙门”；阇婆“于泉州为丙巳方，率以冬月发舶，藉北风之便，顺风昼夜行月余可到”；渤泥“在泉之东南”；琉球国“当泉州之东，舟行约五六日程”。
以泉州计日程：真腊“自泉州舟行月余日可到”；占城“自泉州至本国顺风舟行二十余日”；故临“泉舶四十余日到兰里住冬，至次年再发，一月始返达。”
以泉州计距离：注辇“水行至泉州约四十一万一千四百余里”。
记载外国人在泉州的情况。印度故临国的罗巴智力干父子“来泉州，居泉之城南。”雍熙年间（984~987年），印度僧啰护那航海至，自言天竺国人。番商以其胡僧，“竞持金缯珍宝以施”，使其能够买隙地建宝林院于泉州城南。外国人在泉州建有丛冢。大食条云：“有番商施那帏，大食人也。侨寓泉南，轻财乐施，有西土气习，作丛冢于城外之东南隅，以掩胡贾之遗骸，提舶林之奇记其事。”记载泉州与日本、新罗的海外交通，新罗条云：“其国与泉之海门对峙”，“兴贩必先至四明而后再发。”日本“多产杉木、罗木，长至十四五丈，径四尺余，土人解为枋板，以巨舰搬运至吾泉贸易，泉人罕至其国。”
记载进口香药的应用以及对泉州民俗的影响。苏合香油，出产大食国，可以治大风病，“蕃人多用以涂身”，“闽人患大风者亦仿之。”泉州人用麝香木为器用。降真香能辟邪气，“泉人岁除，家无贫富，皆爇之如燔柴”，说明泉州人对进口香药的应用已很普遍。
记载泉州与海南岛的交通。“其货多出于黎峒。省民以盐、铁、鱼、米转博，与商贾贸易。泉舶以酒、米、面粉、纱绢、漆器、瓷器等为货，岁杪或正月发舟，五六月间回舶。若载鲜槟榔攙先，则四月至。”“海南土产，诸番皆有之，顾有优劣耳。笺、沉等香，味清且长，琼出诸番之右，虽占城、真腊亦居其次。黄蜡则迥不及三佛齐，较之三屿，抑又劣焉。其余货物多与诸番同，惟槟榔、吉贝独盛，泉商兴贩，大率抑此。”到海南的闽商，如遇“风飘荡。赀货陷没”，则入黎族少数民族地区耕种。
《诸蕃志》记载，经由泉州港出口的商品：丝织品、瓷器、银、金银器皿、铜钱、赤铜、铝、乌铝、锡、白锡、铁鼎、铁针、漆器、胭脂、漆椀楪、草席、凉伞、雨伞、大黄、川芎、白芷、硃砂、绿矾、白矾、鹏砂、砒霜、樟脑、荷池缬绢、干良姜、米、盐、糖、酒、皮鼓、网坠、牙臂环、建本文字等。
54.元初泉州港地位的特殊性在哪里？
南宋末年，泉州港的海外贸易已几乎由阿拉伯人蒲寿庚家族所控制，所谓“擅蕃舶利者三十年”。他们利用自己的海外影响，广招蕃舶，阿拉伯商人更多地来到泉州。如大海商回回佛莲“其家富甚，凡发海舶八十艘”，死后遗存“珍珠一百三十石，他物称是”。当时商务繁忙的泉州港呈现一派“风樯鳞集，舶计骤增”，“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盛况。可以说宋末泉州港已经跃居全国首位。在宋、元改朝换代的过程中，掌控泉州港的蒲氏家族又归顺于元朝，所以泉州基本上没有发生交兵的战乱破坏。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年），当东南一带还是战火弥漫的时候，元世祖便下令在泉州设置市舶司，并派蒙古人银青光禄大夫忙兀台主持，采取“每岁招集舶商，于蕃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后听其货卖”等一系列措施，鼓励通贸海外。泉州不仅首先设司，而且是招徕外商、组织海外贸易的中心。至元十五年（1278年），诏令福建行省中书左丞唆都和蒲寿庚招谕海外诸国：“可因番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很显然，正因为泉州港同南海的交通没有中断，而蒲寿庚“素主市舶”可“诱诸蛮臣服”，所以，元世祖才把注意力集中在这里。随后，元政府几次遣使往海外诸国进行招谕活动，也多倚重泉州港的人物。
特殊的经济政策：至元十六年（1279年）五月，“泉州经张世杰兵燹，减今年租赋之半”，至元十八年（1281年）诏止泉州所承担建造的征日海船150艘等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特别是元廷在这里禁铜钱、行钞法、禁私盐、增税课，立僧司、宣政衙门，立站户、通政衙门，立宣慰司等，泉州社会经济快速复苏和发展。在关税方面，实行了更为优惠的政策，至元十八年（1281年）特地作出规定：“商贾市舶无货，已经泉州抽分者，诸处贸易，止令输税”，不再抽分；至元三十年（1293年），元廷的《市舶则法二十二条》中，又明文规定各处市舶司悉依泉州例取税。
同时泉州的政治地位提高，至元十四年（1277年）于泉州立行宣慰司，兼行征南元帅府事；十五年（1278年），改宣慰司为中书省，升泉州路总管府，将泉州从府治提高为福建行省首府。二十一年（1284年），福建并入江浙省后，又下诏“其 行省左丞忽剌出、蒲寿庚、参政管如德分省泉州”，继续将泉州作为江浙行省南部的行政中心。正如时人所云：“泉本海隅偏藩，世祖皇帝混一区宇，梯航万国，此其都会，始为东南巨镇。或建省，或立宣慰司，所以重其镇也”。
军事方面，泉州港在元初也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蒙古政府建造战船的主要基地，也是主要的海军基地。总之，由于元初泉州所处的特殊地位，以及元朝统治者的积极经营，泉州从一开始便成了大元帝国的一个具有多种意义的重要港口。
55.泉州港在元代怎样成为“东方第一大港”的？
泉州港在南宋末年已跃居全国海港的第一位，到元代则延续了宋时的发展态势，逐渐走向巅峰状态，史籍中描述的“梯航万国”和“四海舶商，诸蕃琛贡”都使泉州蜚声海内外。
首先，元朝廷对“素主市舶”的泉州蒲寿庚家族继续加以重用，因为他在外商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和良好的影响力，能招徕到源源不断的外商来华贸易。元朝还在泉州实行一系列有利的措施，推动泉州港口经济的繁荣，譬如实行较其它港口更为优惠的税收政策，“惟泉州三十取一，用为定制”；促进泉州与沿海各地港口的联系，在泉州设立海道运粮万户府，建立自泉州至杭州的海道水站，“自泉州发舶，上下递接”泉州舶货和外国来使；提高泉州的政治地位，至元十五年（1278年）将泉州从府治提高为福建行省的首府。二十一年（1284年），福建并入江浙行省后，仍将泉州作为江浙行省南部的行政中心。上述措施，使得泉州港的国内外交通与贸易更加繁荣。
56.元代泉州的海外贸易船曾开到哪些国家和地区？
元代泉州的海外贸易船到过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有：
阿拉伯及其附近地区：元代泛称阿拉伯世界为“回回田地”。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记述的，是他亲身见闻，有层摇罗（桑给巴尔）、麻那里（莫罗尼）、阿思里（索马里东北部哈丰角西部的阿希拉）、天堂、哩伽塔（又译作埋伽塔或墨伽塔，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波斯离（即宋代的弼斯啰）、甘埋里、马呵斯离（又译作勿斯里，即开罗）等，见于元代记载的非洲国家和地区还有勿斯里（又作米息，及埃及）、马合答束（今索马里摩加迪沙Mogadishu），还有刁吉尔（又译作吊吉而），往来需三年时间，很可能是北非摩洛哥的丹吉尔港。记述波斯湾一带的国家、地区有忽里模子（今伊朗霍木兹Hormoz）。马合答束、刁吉尔、忽里模子等地，元朝政府都曾派遣过使节。此外，据马可波罗说，元世祖忽必烈还曾派遣使节到东非马达加斯加岛。
印度及其周围地区：僧加剌（斯里兰卡）、大佛山（别罗里）、高郎步（科伦坡）、马八儿屿、加将门里（斯里兰卡最北部）、土塔（印度纳加八丹）、第三港（纳格雷）、大八丹（第鲁马来拉延八丹）、沙里八丹（琐里八丹）、金塔（灵鹫山）、大乌爹（奥里萨）、朋加剌（孟加拉）、古里佛（斯里兰卡的科莫林、卡里卡特）、小具喃（奎隆）、下里（小具喃之北的阿勒皮）、巴南巴西（巴纳瓦西）、挞吉那（印度西部沿海，南到卡列八丹与果阿分界，北到孟买与坎贝国分界）、放拜（孟买）、须文那（松纳特）、加里那（古吉拉特帮西北部）、华罗（维拉瓦尔）、曼陀郎（蒙德拉）、天竺（信德）、明家罗（卡瓦腊提岛西北宾加兰岛）、南、北溜（今马尔代夫）等。
印尼群岛：龙涎屿（龙多岛）、罗婆斯（苏门答腊岛西岸巴鲁斯）、麻那加（苏门答腊岛西岸的米南家保）、啸喷（苏门答腊岛东部）、三佛齐（詹卑）、旧港（巴淋旁）、古里地闷（帝汶岛）、淡洋（阿鲁）、急水湾（司马威湾）、须文答剌、花面（陂隄里）、喃巫哩（即宋代的蓝里）、千里马（爪哇岛西本部的井里汶）、东淡邈（爪哇岛北部淡目）、重迦罗、八节那间（即八节涧，在今坡容河口的班吉利）、爪哇、蒲奔（爪哇岛东南色庞越Probo）、尖山（加里曼丹岛东北部的基纳巴卢Kinabalu）、勃泥、都督岸（文莱西部的都东）、万年港（帕当提卡岛东北部别劳安）、东冲古剌（丹戎布罗，加里曼丹岛附近）、勾栏山（加里曼丹岛西南）、假里马答（今加里曼丹岛西部的卡里马塔岛Karimata）、吉利门（卡里摩爪哇群岛Karimunjawa的音译）文老古（马鲁古群岛）、文诞（班达群岛）。
中南半岛、马来半岛：交趾、日丽（越南广平省丽水县）、占城、灵山、民多朗（即民曈胧、门毒，在富安省会绥和，沱浪江口）、宾童龙（即宾曈胧）、昆仑、真腊、罗斛、暹、戎、丹马令（今洛坤）、龙牙犀角（今北大年的狼牙修古国）、吉蘭丹（今马来西亚吉蘭丹州）、丁家庐（今马来西亚瓜拉丁家奴）、彭坑、东西竺、龙牙门（新加坡海峡附近）、龙牙菩提（新加坡东南林加群岛）、班卒（柔佛的Panchor）、无枝拔（峇株巴辖）、苏洛鬲（吉打）、罗卫（即罗越，泰国南部沙敦）、针路、八都马、淡邈、乌爹、朋加剌。
菲律宾群岛：毗舍耶（米沙鄢海北部的米沙巴特岛）、三岛（吕宋岛南部的三个半岛）、加麻延（吕宋岛东南的甘马林地区）、巴吉弄（奔笃半岛西部）、答陪（吕宋岛与奔笃半岛连接处的Tayabas）、麻里鲁（即麻里荖，吕宋岛西部的博利瑙Balinao）、麻逸（民都洛岛）、遐来勿（巴拉望岛东北的卡拉棉群岛Calamian）、苏禄等。这一时期泉州与这些国家与地区的贸易往来是相当密切的。
这一时期中国与日本列岛、朝鲜半岛之间的海上交通也比前代有明显进步。
其次，元朝将南宋泉州港对外贸易的地区扩得更大，我们从泉州远航的汪大渊回国后所写的《岛夷志略》一书记载来看，与泉州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迅速增加到九十八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其《行记》中记载：印度、波斯、阿拉伯商人前来泉州，香料、珍珠、宝石输入之多，不可胜数；中国海船也从泉州运出生丝花绸、缎绢、瓷器、金饰等到上述各国，而运回胡椒、姜桂、豆蔻、纱布、珍珠、宝石等。他记述泉州港“所卸胡椒甚多，若以亚历山大运往西方诸国者衡之，则彼数实微乎其微，盖不及此港百分之一也。此城为世界最大良港之一，商人商贾聚积之多，几难信有其事。”比马可波罗晚半个世纪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从海上来到泉州，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谈到从大食、波斯来到泉州的商人很多，有不少干脆就侨居泉州，他直言不讳地赞扬刺桐港“为世界上各大港之一，由余观之，即谓为世界上最大之港，亦不虚也。余见港中，有大船百余，小船则不可胜数矣，此乃天然之良港”。正因为如此，当时日本船商仍舍弃北方港口，并不走离它较近的大都，却继续“至福建博易”。精明的日本商人何尝不是通过了精细计算才做出了这样的抉择。
由于以上政策的推动，泉州港汇集的海舶最多时达到一万五千艘。后渚港内“风樯鳞集”、“舶交其中”。泉州城南的南关则“四海舶商，诸蕃琛贡，皆于是乎集”。
元朝政府的优惠政策，海外各国对中国物品的高度需求以及泉州优越的港口条件均共同促成了泉州跻身当时世界大港行列，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
57.元代统治者是如何经营海上丝绸之路的？
元朝是蒙古贵族建立的国家。蒙古贵族有征服世界的雄心，积极向外发展。在消灭南宋、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元朝政府注意保护海外贸易，使之不受战争影响而中断。至元十三年（1276年），在攻陷临安之前，就派人招诱“素主市舶”的蒲寿庚，给其加封“闽广大都督”、“兵马招讨使”、“行江西省事”；至元十四年（1277年），在攻克两浙、福建之后，很快便在泉州、庆元等处设立市舶机构，泉州市舶提举司仍由蒲寿庚主事，以利用其在外商中的地位和影响。
元朝统治者尤其是元世祖忽必烈，采取积极进取的海外政策。过去的王朝统治者一般只满足与海外各国通贡市，对海外国家，是不愿也不屑于用兵的。而元朝则不同，他们认为世界各地只要马蹄所及都是能征服的。在灭南宋前后近二十年中，他相继对日本、占城、爪哇多次进行了大规模的海外远征。这些海上军事活动规模浩大，出动军队每次多达数万人甚至十几万人。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在用兵海外的同时，他还频频遣使到海外各国招谕。至元十五年（1278年），诏令福建行省中书左丞唆都和蒲寿庚招谕海外诸国：“可因番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后，蒲寿庚子蒲师文继任市舶司提举，又兼海外诸蕃宣慰使，奉命“通道外国，抚宣诸夷”，招徕外商来华贸易。据粗略统计，从至元十六年至三十年的十五年中，先后遣使至真腊、暹、罗斛、木剌由、南巫里、束木都剌、爪哇、三屿、星哈剌的威、马八儿、俱兰等数十国“招谕”或征取奇珍异物者，约有三四次。据马可波罗记载，忽必烈还两次遣使到东非的马合答束（今摩加迪沙）。允许海外各国自由来中国贸易，是元朝贯彻始终的国策。即是在与日本关系很紧张的期间，对其商人来华贸易也是不加禁止的。由于种种原因，有元一代曾四次“禁商泛海”，但都是临时性的措施，时间都不长。
鼓励私人出海贸易，规定凡本国海商从事海外贸易者，“所在州县并与除免杂役。”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颁布“官船官本尚贩之法”，实行官商合办的海外贸易，规定：“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
他对于开展海外交通十分热心，可以说超过了以往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君主。忽必烈以后的元朝历代皇帝，尽管没有他的气魄，但大体仍奉行鼓励开展海外交通的政策。总的来说，元代的海外交通，规模之大，超过了包括宋朝在内的以往任何一个时代。
58.元代泉州港与埃及亚历山大港是齐名的吗？
元代统一中国后，由于版图广阔，海运成为国家要政，海上交通和海洋贸易盛况空前，陶瓷外销范围更加扩大。元朝统治者非常看重泉州的经济利益，泉州归元后，即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特别重视和大力扶持。元初泉州著名的阿拉伯商人后裔蒲寿庚“主市舶”三十年，有丰富的经验，他一降元就被授予行省中书左丞等官职，赋予“镇抚濒海诸郡”的重任，要他重新建立市舶司和市舶法则。蒲寿庚积极开展海外贸易，实行“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的开放政策，并鼓励国内商人从事海外贸易。因此，可以认为元代泉州实际上已支配了元帝国的大部分对外贸易，成了中外海上交通的重要枢纽，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大港。
元世祖至元末年以后，泉州开始进入鼎盛时期。她以空前繁荣的都市风貌为世人所注目。作为世界最著名的商埠之一，这时“刺桐港”的名字已蜚声海外，经常出现在人们的游记、史著或书札中。
威尼斯的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就将泉州港与亚历山大港做比较，他说道：“抵达宏伟秀丽的刺桐城。在它的沿岸有一个港口，以船舶往来如梭而出名。船舶装载商品后，远到蛮子各地销售。运到那里的胡椒，数量非常可观，但运往亚历山大供应西方世界各地需要的胡椒，就相形见绌，恐怕不过它的百分之一吧。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他还谈到了这里的“一切生活必需品非常丰富。”
摩洛哥的伊本·白图泰则说：“刺桐港为世界上各大港之一，由余观之，即谓为世界上最大之港，亦不虚也。余见港中，有大船百余，小船则不可胜数矣。此乃天然之良港，为大海伸入陆地，港头与大川相接。”许多技术先进、设备齐全的中国商船，大者有三至十二帆，一艘可载千人，而这些商船都是泉州和广州二埠制造的；从刺桐出口的包括这里烧制的瓷器，运往印度诸国，甚至远达白图泰的故乡摩洛哥。
意大利人马黎诺里，也记载到：“刺桐城为大商港，亦面积广大，人口众庶。”
元大德二年（1298年）任波斯首相的拉施特，虽未曾来华，但所著《史集·契丹国传》也述及刺桐港的重要地位：“中国之工程师及科学家，皆报告由契丹各省、马秦（中国南方）都城兴绥（杭州）、刺桐诸城来之船舶……兴绥、刺桐乃滨海大埠。由印度及马秦都城航来的船舰，皆至此停泊”，“刺桐为商港，海舶辏集”。
可以相信，在十三四世纪，刺桐港的名字为世人所熟知，就像今天人们熟知纽约、东京一样。甚至到了十五世纪七十年代，当著名的航海家哥伦布着手进行东航时，也知道在中国有一个举世无匹的巨港。当时，意大利学者保罗托斯加内里为他介绍东方情形的信中就说到了元代刺桐港之盛况。
59.孙天富、陈宝生为什么被称为“泉州两义士”？
孙天富、陈宝生皆元末明初的泉州舶商。元代泉州是当时世界闻名的海港城市。许多外国商人来到这里，经营各种进出口贸易。不少中国商人也在泉州从事海外贸易。孙、陈二人是这个时期中国海商的代表。他们长期从事海外贸易，所涉异国有高丽与阇婆、罗斛等东南亚诸国。他们以信义取信于异国，外国人称之为泉州两义士，被视为中国商人的典范。当时的孙天富和陈宝生非常有名气，内外人皆赞美和钦羡。
王彝有《泉州两义士传》，也见于《王常宗集》卷续补遗，云：“孙天富、陈宝生者，皆泉州人也。天富为人外沈毅而含弘，宝生性更明秀，然皆勇于为义。初，宝生幼孤，天富与之约为兄弟，乃共出货泉，谋为贾海外。……两人相让，乃更相去留，或稍相辅以往。至十年，百货既集，犹不稽其子本，两人亦彼此不私有一钱。其所涉异国，自高句骊外，若阇婆、罗斛与凡东西诸夷，去中国亡虑数十万里。其人父子、君臣、男女、衣裳、饮食、居止、嗜好之物，各有其俗，与中国殊。方是时，中国无事，干戈包武库中，礼乐之化焕如也。诸国之来王者，且帆蔽海上而未已，中国之至彼者，如东西家然。然以商贾往，不过与之交利而竞货。两人者，虽亦务商贾，异国人见此两人者，为人有特异也，自王化被海外且及百年，中国之人至彼如此两人者，亦不多也。此两人者乃身往其地，而亲其人，使其人皆见而信之，有切于所传闻者。两人异姓也，长为兄，少为弟，如同气然。异国人曰：彼兄若弟，非同胞者，吾同胞，宜何如？”
又《王常宗集》卷续补《泉州两义士传》：“异国人曰：我与彼，皆人也。人谁无父母、夫妇、子孙者？两人客万里裔夷，动必服中国礼俗，言必称二帝、三王、周公、孔子，又能道今国家圣德神功、文章礼乐，与凡天下之人才，异国于是益信吾中国圣王之遣海内外可共行也。异国有号此两人者，译之者曰‘泉州两义士’也。中国之贤士大夫闻之，亦皆以为然云”。等等诸如此类的赞美之辞。
这种现象至少表明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首先，元代的海商主要有蕃人、蒙古人、南（汉）人，而这种现象表明了汉族海商的崛起和兴盛。其次，当时的舶商素质都很高，多有道德、有文化，或谓“薄财利、崇信义，不专士之名，而有士之实”。再者，元代是一个重视商业的时代，时人也不以商为末业，商人甚受尊崇，所以纷纷为二人作传。从侧面反映出了元代社会浓厚、开放的商业氛围。
后来，泉州为色目“义兵”所占据，连年内讧，战乱不息，海外贸易遭到很大破坏，二人移居太仓，太仓人也为其作传。太仓是是元代新兴的一座海港城市，时为张士诚所控制，境内相对比较安定。孙天富、陈宝生两人还有一个巨商朋友——朱道山，他也在江浙一带活动，亦为泉州人，“以宝货往来海上，务有信义，故凡海内外之为商者皆推焉，以为师。时两浙既臣附，道山首率群商入贡于朝，上嘉纳道山之能为远人先，俾居辇毂之下。……海外闻之，皆知道山入贡之荣有如是也，至是海舶集于龙河”这位朱道山，显然是泉州舶商的首领。他率领舶商“入贡于朝”，受到朱元璋的重视，对于明初海外贸易的恢复起了有益的作用。孙天富、陈宝生两人都是朱道山的“亲友”，朱道山“入贡”后和他们仍有联系。此皆表明泉州舶商元明之际仍是相当活跃的。
60.泉州“聚宝街”是怎样形成的？
“聚宝街”，位于泉州老城区南部，北起万寿路，南至厂口旱闸，全长400米，宽12米。在聚宝街的南端，有个地方名称叫“车桥头”，此处是刺桐港与陆地连接的交通要道。这条街东西两头地势高，中间地势略凹，形状如盆，故取名为聚宝街，以寓吉祥、发财之意。“聚宝街”是宋元以来形成的商业市街。
宋代泉州的外商就已经很多了。《宋史·杜纯传》说：“泉有蕃舶，杂货山积。”北宋张钢说：“泉之地并海，蛮胡贾人舶交其中，故货通而民富。”《方舆胜览》说：“蕃有黑白二种，皆居泉州，号蕃人巷。每岁以大舶浮海而往来，致象、犀、玳瑁、珠玑、玛瑙、异香、胡椒之属。”众多外商聚集在泉州城东南，此地靠近海口。
元代泉州海外贸易更为兴盛，正如元时著名文人吴澄所称道：“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物异宝奇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因此可以认为，元代泉州实际上已支配了元帝国的大部分对外贸易，成了中外海上交通的重要枢纽，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大港。
随着海外贸易的兴盛，中外商客云集，商业异常繁荣。“一城要地，莫盛于南关。”商品交易活动，集中于城南进行。这里既有集市贸易，还开设着稠密的店肆。店内外商品丰富多彩。“市有生蛮卖象牙”，是摆铺兜售的外国商贩；“户外声声卖紫檀”，是穿街走巷挑担叫卖的香料贩子。由于便捷的海陆交通，泉州同国内其他市场的联系也十分密切。各地商人纷纷涌入泉州，他们“往往机巧趋利”，或把各种番货远物贩抵杭州和大都，或活跃于东南亚等海外各国之间，兼营转销彼此所缺商货的国际贸易。泉州作为中外贸易的中心，国内远地货物源源不断集中于泉州港，运销海外，而数量浩瀚的舶来商品，也不断地被转贩于国内其他市场。至今还流传着的古谚语：“南门兜，挤烧包，挤不会过路角头”，充分反映了当年的繁华程度。
至正十二年（1352年），达鲁花赤偰玉立对泉州城进行了扩建，这次工程把位于今涂山街一带的原罗城之南垣向南拓展，直至濒临晋江北岸，与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知州游九功的翼城连接起来，把最热闹商业区的大部分包罗了进来，从而使城周达到30里。居住在这座城市的居民，除了汉人和蒙古人外，来自阿拉伯、波斯、叙利亚、也门、亚美尼亚、印度、占城、爪哇、吕宋群岛，以及遥远的非洲和欧洲各地的人们，也纷至沓来侨居在这里。这些外国人，无论人数、国籍或身份，都比宋时复杂的多。在这些肤色不同、服饰各异的人们中，又以头裹白巾、来自波斯和阿拉伯各地的穆斯林居多，故有“裹头赤脚半蕃商，大舶高樯多海宝”之称。
值得一提的是泉州自唐以后就是著名的港口城市和商业都市，其商业区域也随着历史的推移而变化。五代的商业中心在东门、涂门，北宋渐移到涂门，南门、新门一线，南宋则移到水门、南门一带，元朝则移至泉南“聚宝街”，而成为国际贸易中心。
由于各色人等的侨居，泉州也成为世界多种宗教在东方的据点，形成了一种多教并存、教寺林立、竞相发展的驳杂局面。聚宝街附近的青龙巷、宝海庵、青莲寺、观音寺、富美古渡口、马车行、基督堂、中药铺、李贽故居等文物古迹富集，更是见证了聚宝街曾经有过的辉煌。天后宫、德济门遗址、青龙宫、富美宫、明来远驿遗址、海关口遗址、闽南传统古民居等现已列入鲤城区“聚宝城南·泉州闽南文化生态园”。
61.泉州基督教泉南堂大门上为何有犹太教的圣物？
泉州基督教泉南堂大门上有犹太教的圣物，此圣物是金灯台（蜡烛台）。虽然基督教与犹太教很不一样。犹太教信的是圣父，而基督教信的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犹太教只有旧约圣经，而基督教的圣经有旧约和新约两部分组成。甚至也曾经发生过基督教屠杀犹太教的事件。但在泉州人看来，金灯台就代表教会。所以泉州人认为用金灯台作标志亦是可以的。“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泉南堂门上的刻有此物，表明了具有海洋心胸的泉州人吸纳外来宗教文化的方式：以早已深深扎根于人们心中的佛教的“佛”，以善意和慈善为出发点，来理解和吸收外来宗教。如公元1306年泉州的基督教主教吴咹哆呢思碑云“非佛后身，亦佛弟子”。这样的海洋胸怀、这样的吸纳文化方式，早有传统。
基督教传入中国很早，在中世纪时代，在中国的基督教派别，有聂思脱里派及天主教的圣方济各派。聂派创于叙利亚人聂思脱里，此后聂派教徒纷纷向东方传教，唐初聂派教徒由陆路东行传入中国。泉州自唐至宋，对外交通渐渐发达，当时波斯商人很多到过泉州，于是聂派也随之传到泉州，元代泉州的聂派渐渐兴盛。至晚在南宋时期，泉州的汉族人民就有人信奉基督教的，而且人数亦当不少。
泉州犹太教的传入，史无明载。但有另一侧面的记载，可以推知元代泉州已经确有犹太教的存在。1326年，泉州方济各派主教安德勒贝鲁亚斯给意大利主教瓦尔敦信札云：“在此大帝国境内，天下各国人民各种宗教，皆依其信仰自由居住，……吾等可自由传道，虽无特别允许，亦无妨碍。犹太人及萨拉森（回教）改信吾教者，至今无一人。”可见，元代泉州的确有犹太人居住，且为数亦当不少，外来各宗教之间也很隔阂。
不过在泉州人的眼里，认为皆是可以调和的文化。相似的情况在泉州徳济门遗址也有发现。一块宗教石刻一面刻的是基督教的莲花十字架，一面刻的是伊斯兰教的云月图，这种石刻，是泉州以前从未发现过的。可以说，泉州人以其博大的胸怀接纳了基督教、伊斯兰文化，并通过合葬风俗表现出来。
近代基督教传入泉州，由英国长老公会派来传教士杜嘉德，于1866年，带领安海的传道蔡择聚及会友郑爽、陈强等来到泉州城传教。泉南堂正是在这个时候成立的。以后不久，泉州安息日会也成立了。它是信仰《旧约》的基督教派，由郭子颖从美国传入泉州。他们属于中华总会福建区会泉州分会。该会守星期六为安息日，星期六要休息礼拜，礼拜时要洗脚。他们读的是《摩西五经》，认为摩西是大先知，基督是小先知。他们吃有鳞鱼和分蹄的兽肉，不吃猪肉，虽生活习惯和犹太教很相近，但又不是犹太教。多种同属基督教的多种教派也得以一起在泉州开展，不能不得益于泉州长期以来形成的包容的文化氛围和胸怀。
62.《岛夷志略》中的泉州是怎么样的？
《岛夷志略》的作者是汪大渊（1311~？ ），江西人，他两度从泉州港附舶出洋并撰写此书。此书所记皆其“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
据《岛夷志略》所载元代与泉州通贸的国家和地区，除了澎湖外，达98个，比宋代《诸蕃志》的记载，增加了三四十个之多。这些通商口岸，主要集中于印度及东南亚群岛，这说明元时泉州与这一地区的贸易往来有了较大的发展，而与伊斯兰国家和东非乃至欧洲之通商，更多的还是以中介贸易的形式出现。
该书不仅记载了元代泉州与海外通商贸易的国家和地区，还对当时的贸易方式、进出口商品的种类等也作了详细的记录。其记元代泉州的外销商品有九十多种，比宋代增加了不少。总的来看，输出品系以衣料为最多，日用品和食用品等次之。这些外销商品虽以福建各州之地产为大宗，但来自江南甚至西南各省的产品中，也不乏有名牌货。如海南岛的海南布，苏杭二州的苏杭色缎，浙江处州（龙泉）的处州瓷，江西浮梁（景德）的瓷壶瓶，广东、云南的牙梳。《岛夷志略》还记载了二十余种产自泉州的纺织品，其中“刺桐缎”（泉缎）更是驰名内外的名牌产品。进口商品中香药类数量最巨，其次是衣料类、宝货类、食品类及各种杂货。特别是衣料的输入，较前代为多，除宋代进口的品类外，还有八丹布、柔布、苾布、阇婆布、八都剌布、八节那间布、西洋布、麻逸布、占城布、甘理布等。
《岛夷志略》记载泉州人到海外经商及外国人到泉州纹身的情况。古里地闷条载：“昔泉之吴宅，发舶梢众百有余人，到彼贸易。既毕，死者十八九，间存一二，而多羸弱乏力，驾舟随风回舶。”梢众百余人，可见当时泉州到海外贸易的人很多。
三岛条载：“男子尝附舶至泉州经纪，罄其资囊，以文其身。既归其国，则国人以尊长之礼待之，延之上坐，虽父老亦不得与争焉。习俗以其至唐，故贵之也。”
63.《马可·波罗游记》是如何记载泉州的？
马可·波罗（1254~1324年）在其所著《马可波罗游记》载：“离福州，渡一河，在一甚美之地骑行五日，则抵刺桐城，甚广大，隶属福州。此城臣属大汗。居民使用纸钱，而且是偶像教徒。应知刺桐港即在此城，印度一切船舶运载香料及其他一切贵重货物咸莅此港。是亦为一切蛮子商人常入之港，由是商货宝石珍珠输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议，然后由此港转贩蛮子境内，我敢言亚历山大或他港运载胡椒一船赴诸基督教国，乃至此刺桐港者，则有船舶百余，所以大汗在此港征收税课，为额极巨。凡输入之商货，包括宝石珍珠及细货在内，大汗课额十分取一，胡椒值百取四十四，沉香檀香及其他粗货，值百取五十。”
“此处一切生活必须之食粮皆甚丰饶。并知此刺桐城附近有一别域名Tiunguy（迪云州），制造碗及瓷器，既多且美。除此港外他港皆不制此物，购价甚贱。此迪云州城，特有一种语言，大汗在此中征收课税甚巨。”
此处“所卸胡椒甚多，若以亚历山大运赴西方诸国者衡之，则彼数实微乎其微，盖不及此港百分之一也。此城为世界最大良港之一，商人、商货之多，几难信有其事。”
马可·波罗评价泉州人：“民性和平，喜爱舒适安逸，爱好自由。”
64.《伊本·白图泰游记》是怎样描述泉州的？
伊本·白图泰（1303~1377年），生于摩洛哥的丹吉尔，是中世纪伟大的穆斯林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于元顺帝至正六年（1346年）六月到中国游历，从泉州登陆，又去广州、建昌、鄱阳、杭州、大都等地。他目睹了中国各地贸易盛况，考察了中国的风土民情，拜访了各地穆斯林教长、法官、商人，看到了穆斯林的宗教活动。他这样记载泉州：
吾人海行后，首先登陆之城为刺桐城。刺桐城阿拉伯语虽训作橄榄，然城中无此树，而在中国他处及印度亦为见有之（按，此说不实）。此城甚壮丽，织造绒及一种名称刺桐缎之缎子，较之行在汗八里所织之缎为优。刺桐港为世界最大海港之一，竟可谓为世界极大之海港。我在港中见有大舶约有百艘，至若小舶未能以数计。是为一大海湾，伸入陆地与大河相接。此城一如其他中国诸城，每居民皆有一园一所，田一处，而其居屋则在中央。
他又说“中国国王送给素丹花缎五百匹，其中百匹系在刺桐织造，百匹系在行在织造。”
在泉州，伊本·白图泰拜访穆斯林法官塔准丁·艾尔代威里。在泉州的伊朗人大不里士巨商舍赖奋丁·梯卜雷则来看望他。他还看到商人们在城外道堂向泉州穆斯林高尚的谢赫鲍尔汗丁·卡泽龙尼缴纳他们向谢赫阿布·伊思哈格·卡泽龙尼许下的愿。
65.鄂多立克《东游录》关于泉州的部分如何说？
鄂多立克（1286~1331年）是意大利方济各会教士，他于1318年开始东游，1321年抵达西印度，并由此从海道到中国，约于1322~1328年之间游历中国。次数由他人笔录而成，因记忆不清，次序凌乱，对考证他的旅行路线造成一定困难，也有夸大失实的记载，但却是研究中世纪中西交通史和蒙古史的重要文献。
鄂多立克对泉州的印象是：“我来到一个叫刺桐的著名城市”，“该城市是世界最好的地方之一”，“此城中有大量各种生活用品。你用不着花到半个银币便能买到三磅八盎司的糖。”说明当时泉州是世界大港之一，商品繁多，物美价廉。
关于泉州的宗教信仰，他说：该城“有很多善男信女的寺院，他们都是偶像崇拜者。我在那里访问的一所寺院有三千和尚和一万二千尊偶像。其中一尊偶像，看起来较其他为小，大如圣克里斯多芬像。我在供奉偶像的时刻到那儿去，好亲眼看看。其方式是这样：所有供食的盘碟都冒热气，以致蒸汽上升到偶像脸上，而他们认为这是偶像的食品。但所有别的东西他们留给自己并且狼吞虎咽。在这样做后，他们认为已经很好地供养了他们的神。”
关于基督教在泉州的传播情况，他说：“吾人小级僧侣在该地有两所房屋，我把信仰耶稣基督而殉教的僧侣的骨骸寄放在那里。”这是鄂多立克在印度游历时有4个罗马教廷派来泉州的传教士被萨拉森人杀害，他千里迢迢将死者的骨骸携至泉州。
66.明代禁海对泉州海上丝绸之路产生什么影响？
明王朝从洪武四年（1371年）起，多次下令“禁海”，禁止交通外邦；洪武二十七年，甚至下令禁止民间使用“蕃货”，借以断绝外货的销路。明成祖时，更下令“禁造双桅海船”，以防止人民扬帆出海。明初严禁私人出海贸易，强调海外通商要全由官方主办。即使对官方贸易，也有种种限制，只能按照固定的期限、航道和人数，运载限定数量的香药来华互市。这和宋元时期外商可以自由来华贸易，也是大不相同的。明王朝实行这种政策势必影响海外交通事业的发展。当然这是属于全局性的。
对于泉州而言，明初虽在洪武七年（1374年）就在泉州设立市舶司，但被限定“仅通琉球”。虽然其他国家仍然假琉球之名来泉互市，但是这种转口贸易的做法，总是不利于泉州的海外通商事业的。加之，明初国际形势变化，阿拉伯人退出国际舞台，使得泉州失去了主要的传统贸易伙伴。泉州的海外交通航线便转向东南亚及日本，而以琉球、日本、吕宋为主要贸易对象，吕宋则作为海上贸易的中转站，使泉州与东南亚一些国家只能间接地保持着贸易关系。
“禁海”等于绝了沿海人民的生路。于是沿海商、民就采取“走私”的形式以反对禁海。这种“走私”的民间海外贸易日益频繁，这是明清两代泉州港海外交通贸易的新特点。“走私”贸易促使各地“私港”兴起，而泉州是官方法定的港口，则不能适应私商活动的需要，日趋衰落。加之，琉球贡使到福州比泉州更为近便，泉州港的地位终为福州所取代，而降为一个地方性港口。
由于明朝始终坚持“海禁”之国策，官方亦逐渐退出海上贸易，对外国形势更无加关心，自新航路开辟，西方殖民者东渐，在明王朝“海禁”政策禁锢下的我国民间私商亦无力与西方海上势力相抗衡。
总之，明朝“海禁”对泉州而言，主要造成了泉州港的衰落，失去了中外交通中转站的地位，渐至沦为一般性的地方港口；泉州海商纷纷突破“海禁”进行走私贸易，促使泉州各地“私港”的兴起，明代后期形成了著名的私港——安平港；海禁政策及国际形势变化的结合，也促使泉州对外交通范围的缩小，仅限于日本及东南亚地区。
67.明代泉州港为什么会衰落？
明代泉州港的衰落主要表现为市舶司的转移，地位的下降，从原来的国际性大港沦为地方性港口。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西方欧洲国家的东侵，使东西方的海上通商出现了新的形势，从而影响了泉州港的发展。宋元时期来泉贸易的外商，主要是阿拉伯、波斯商人。他们是亚欧非各国商人海上贸易的中介，他们控制东西方海上通商达八百年之久。到了十五世纪，欧洲殖民主义国家兴起、世界航海史上出现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达伽马发现亚州的新航线，更具侵略性的欧洲殖民主义国家便取代阿拉伯人，控制东西方的海上通商，整个世界历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也促使中国的海外交通发生了新的变化。宋元时期泉州的海外交通的对象是阿拉伯国家，主要航线是通西洋直达西亚和东非。到了明代西亚、东非、南亚等地多已被欧洲殖民者以武力所据，正常的交往受阻。中国的海上交通航线的范围，便缩小到印度洋及其以东的南洋诸国，以及东洋日本、琉球、吕宋。而泉州的官方贸易又限定为“仅通琉球”。总之，西方殖民主义的东侵，导致了一系列形式的转变，航线、贸易对象等都发生了变化，于是泉州港的海外交通事业，走向衰落。
其次，海禁政策对泉州港的海外通商事业破坏极大。明以前的历代统治者对海外交通贸易向来都是采取“开”的政策。唐宋元时期对来华贸易的外商更极表欢迎，并给予保护；对他们的商业活动、住居、习俗以至宗教信仰等，都给予尊重、照顾和提供方便。明朝开始，却普遍采用“禁”的政策，一方面不允许私自下海，一方面又限制朝贡贸易，大大限制了泉州海外交通的发展，使得泉州港从世界性贸易大港变成地方性港口。应该说，海禁政策下的中国海外交通皆受其害，泉州不是唯一。
再次，倭寇的侵扰劫掠，危害了泉州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泉州港的海外交通贸易业深受影响。倭寇的骚扰使我国沿海地区人民的生活和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也受到严重的损失。在倭寇侵扰期间，中日间的官方贸易几乎陷于停顿，南洋诸国来华的商船因受倭寇的劫掠而减少，虽然当时民间商人的“走私”贸易仍很活跃，泉州港的海外交通贸易出现了新的特点；但是，在倭寇骚扰的影响下，泉州海外交通的范围和规模日渐缩小。
再者，元末明初泉州地区发生了破坏性的连年战乱，对泉州港海外交通贸易的破坏也很严重。如果说，前这三者都是带有普遍影响的原因，那么元末的战乱便是特殊的历史原因，影响很深刻。元顺帝至正十七年（1357年）义兵万户赛甫丁和阿迷里丁据泉州叛乱，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在泉州诸蕃互市的那兀纳也据泉州叛乱，他们相互攻杀，直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效忠元朝的陈友定率部攻入泉州，才平定这场色目人的武装叛乱。这场战乱波及泉州、惠安、仙游、莆田、福清、福州广大地区，使社会经济遭受到严重的破坏。由于战乱，泉州港同亚非国家的贸易无法进行，在战乱中又有排外风潮，许多外国商贾纷纷航海而去，有的穆斯林走避乡村或改名换姓。这场战争使泉州海外交通遭到严重破坏，它直接导致泉州港的衰落。
最后，国内海道航运条件的变化，改变了泉州在海外交通贸易方面的中转地位。泉州港的对内交通主要靠海道，而宋元时期泉州港国内航运畅通的有利条件，到了明代产生了根本的变化：倭寇的骚扰影响了海上交通运输的安全；明王朝的禁海，更使海运事业几乎陷于停滞状态。泉州港在中外贸易活动中的中转站作用已经消失。
68.郑和下西洋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延伸吗？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乃至世界航海史上开先拓荒的伟大壮举，开辟了中国南海以西至非洲东岸、中东波斯湾的航线，其意义是重大的，影响是深远的。郑和从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统领舟师先后七次出使西洋，访问亚非30余国，舟师2万7千多人，大小船只200多艘，宝船长44.4丈，宽18丈，郑和被公认为世界伟大的航海家，下西洋之时被定为中国航海日。此举为“世界航海史壮举，中国对外交流史的伟大发现，比哥伦布、达·伽马的地理大发现早半个世纪”，“航海规模之大，行程之远，足迹之广，历时之久，是当时任何国家无法比拟的。”作为回民的郑和与泉州回民间有着紧密的关系，郑和船队招募的大量船员来自包括泉州在内的福建各地，郑和船上装载的大量物品出产在泉州，郑和船队第五次航行时还是从泉州出发的。因此，我们说郑和下西洋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延伸是合适的。
首先：郑和原姓马，他的先祖是阿拉伯人赛典赤赡思丁，他们于元初由西域徙居云南昆阳州，因功任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平章政事。郑和是在明初被掳而充当内宫太监的，后因靖难立战功，明永乐初赐姓郑，人称“三保太监”。郑和铭记着自己回民的血统，曾率领第五次下西洋的船队在泉州停留，他专程到泉州灵山伊斯兰圣墓行香做礼拜的。因为在阿拉伯穆斯林族裔心中，泉州灵山伊斯兰教三贤四贤圣墓和沙特阿拉伯麦地那城的穆罕默德圣墓、伊拉克纳杰夫城的阿里圣墓一样重要，认为泉州灵山是伊斯兰教的第三圣地。郑和是否前往礼拜未见史籍记载。杜安沙为突厥、波斯语混合的名字，表明其为伊斯兰教的圣裔。杜安沙的父亲赛典赤乌马儿元末任福建平海行中书省左丞，其官衙在泉州，故杜安沙生长于泉州，卒葬于泉州。由于赛典赤赡思丁于元太祖西征时，率千骑以文豹白龙迎降，故得到重用，其子孙亦世袭爵位。显然，郑和与泉州有一种天然的血脉联系。
其次，郑和船队招募了大量包括泉州籍人在内的船员。蒲寿庚的后代蒲和日因熟悉和精通阿拉伯语言及阿拉伯风土人情被郑和委以重任。运用中央集权制调集的南北沿海卫所官兵，原本都有海上的经历。他们的父兄不少就是民间海洋活动群体的成员，明初被编入军籍应役的。福建海岸区域是宋元远洋海舶制造、通洋人才辈出之地，郑和出洋基地选择福建的长乐，应是修造装备船只、招募火长、水手、通译等综合因素的考量。没有发达的海洋生产力为基础与航海技术人才的储备，短期内组建一支2万多人远涉沧溟的水军，是办不到的。
再次，郑和乘坐的宝船，是宋元时代远洋船舶的改进型，精密的罗盘针、丰富的航海知识，都是宋元时代船家的积累。
郑和下西洋主力船队的活动范围没有超出宋元船家已知的东西洋海洋世界，但分船队为寻找新的贸易点，则有了新的开拓，扩大了对印度洋沿岸特别是东部非洲海岸的认识。葛儿得风（在今索马里东南角的瓜达富伊角）、哈甫泥（今索马里的哈丰角）、须多大屿（今索马里东北的索科特拉岛）、抹儿干别（索马里的马雷格）、木骨都束（索马里摩加迪沙）、卜剌哇（索马里的布腊瓦）、慢八撒（肯尼亚蒙巴萨）、马林地（坦桑尼亚的基尔瓦基西瓦尼）等地名大部分在前代图集中并无记述。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通过郑和的远航，对东非的地理认识较前有新的发展。
成书于宣德年间的《郑和航海图》。该图起自南京，最远至东非的慢八撒（今肯尼亚蒙巴萨），绘有沿途的海域、岛屿、港口、居民点、礁石、浅滩等，列出自太仓至忽鲁谟斯针路56线，自忽鲁谟斯回太仓针路53线。所录约500个地名，外国地名约300个，是《岛夷志略》所录外国地名的约三倍。所附《过洋牵星图》四幅，提供了当时的船队如何利用天文导航的实例，具有相当高的科学价值。可以说《郑和航海图》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海洋地理知识的集合。
郑和下西洋亦给朝贡体制中附搭贸易的传统以存在的空间，在停泊间隙，船员便直接与当地商民或分别到其他港口交易，既解决沿途淡水和食物补给，又收购回程宝物、商货，展示国家海上力量，而不掠土殖民，促进了停泊港贸易的繁盛，打开东西方海上交往的新局面。马六甲因作为郑和船队的中转、补给基地，兴起为南海与印度洋间贸易的枢纽。红海与印度洋贸易业因郑和分船队的到来更形活跃。郑和船队所经的南海和印度洋海岸地区留存的遗物遗迹和传说，显示这历时28年的和平之旅。
69.郑和下西洋在泉州留下了哪些史迹?
郑和下西洋在泉州留有历史遗迹，如圣墓行香碑：郑和在永乐十五年（1417年）第五次下西洋时，曾到泉州灵山圣墓行香，祈求圣灵庇佑，且立碑为记。碑文云：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于此行香，望灵圣庇佑。镇抚蒲和日记立。
泉州天妃宫 ：永乐五年（1407年），郑和奏令福建镇守官重修泉州天妃宫。 乾隆《泉州府志》载：永乐五年，以出使西洋太监郑和奏，令福建镇守官重新其庙。自是节遣内官及给事中、行人等官，出使琉球、暹罗、爪哇、满剌加等国，率以祭告祈祷为常。
“三保公的镇海神针”：即四爪铁锚，现陈列于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残高2.78米，重758公斤，1981年在石湖港打捞出水，传说为郑和的“镇海神针”。经光谱和化学分析，铁锚材料为熟铁，含碳量接近于工业纯铁，曾进行锻造处理。从表面非金属体形成时间看，应在五百年以上。铁锚外表有一层石灰质外壳海生物附着层，除牡蛎外，皆是偏外海高盐的暖水种贝类，表明铁锚随同船只航经西洋高盐的暖水海域，与郑和下西洋航线符合。
清净寺及《敕谕》石刻：郑和下西洋期间到泉州清净寺作礼拜。郑和出于对外为恢复发展同世界伊斯兰教国家的和平友好邦交，对内为化解民族矛盾，消除民族压迫，奏请永乐皇帝恩准降旨保护伊斯兰教。泉州清净寺就保存了当时的《敕谕》石刻。《敕谕》有书卷一幅，原藏扬州回回堂伊玛目兰晓阳家，现藏北京民族文化宫，用汉文、蒙文、波斯文三种文字书写。永乐皇帝的这封《敕谕》流传在伊斯兰聚居的地方，至今在西安、福州的清真寺也都有发现该《敕谕》的石刻。
晋江深沪湾、青阳石鼓庙：传说郑和船队曾停泊深沪湾，深沪海边还有“三保街”、“日月池”（水井）等与郑和有关的史迹。另外随同郑和下西洋的泉州人，奉他们信仰的神灵香火以行，如青阳镇石鼓庙的顺正王，“明永乐中里人有从中官郑和使西洋者，奉神香火以行，舟次恍惚，见其灵助，和还朝奏闻，敕封顺正王。”
惠安接官亭、郑和堤、三宝宫：惠安百崎为回族乡，传说永乐十五年（1417年）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时，船队泊于后渚港候风，郑和到百崎探访郭仲远。仲远率全族子孙在渡口石亭恭迎郑和，此后，石亭改名接官亭。郑和到百崎时，了解到风潮海浪浸漫莲埭一带，命将士协助村民筑堤以阻海潮，乡民感其恩德，名“郑和堤”以志永铭。惠安东园镇琅山村有座三宝宫，奉祀三尊石雕像，村民称是三宝佛，俗姓郑，是海底神，船工出海均到此祈祷，遇到风涛，海底神会将船托送靠岸，三宝佛应是三保太监郑和。
70.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对郑氏集团海外贸易的兴起影响如何？
郑氏集团是指包括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在内的海上活动集团，他们活跃在海洋贸易商道上，亦商亦盗，建立起了自己的商业帝国。
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使得泉州保留了先进的造船、航海技术人才，加之丰富的港口条件，使得民间商人从事“走私”贸易仍很便利；先进的造船技术则为郑氏集团的舰队提供了技术保障，如果没有高超的造船技术，就无法成就郑氏的庞大舰队，没有舰队也就无法战胜各方势力，尤其是西方殖民势力，也就无法实现对海上贸易事业的控制。
明代以来朝廷高度管控海上交通，使得泉州港走向衰落，但是贸易是不可能断绝的，民间商人反而突破“海禁”，使得海上“走私”日趋活跃。长期以来的海外移民、通商为郑氏贸易集团的兴起提供了社会基础。
长期以来民间商人以不同方式移民海岛或往来岛陆之间，不仅加速了海岛的兴起和内附（台湾岛），也为新的贸易网络体系的形成提供基础，同时也为中国海洋边缘准备了实质性的基础。这些都是郑氏集团海外贸易兴起的背景条件。
宋元时期泉州为东方第一大港，泉州各地港口均得到开发、发展。至明初，高度集中管理的后渚港也不适宜于民间商人的“走私”活动的场所。于是，民间商人就采取分散的方式，转移到官方势力较薄弱的地方。这样一来，泉州其他港口，都成为民间商人进行贸易活动的地方，这就为郑氏集团海外贸易的开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和据点。其中以泉州安海、厦门港尤为重要，与郑氏海商集团的产生和发展息息相关，是郑氏集团从事和经营海外贸易活动一个重要的环节所在。
宋元时期的安海为泉州的南港，是联络海外的重要港口。世代相传、举族为业的经商传统，养成安海人向外开拓、积极拼搏进取的性格，也构成了明代安平商业文化的显著特征。安平商人将国内贸易与国外贸易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商业特色，尤以海外贸易为世人所称道。郑芝龙发迹的经历深受安平商人世代习贾、举族经商传统的熏陶和影响，安海港是孕育了郑芝龙集团经济政治核心力量的坚实摇篮。郑成功又承袭了安平商人兼营国内外贸易、侧重海外贸易的商业传统特色。另外，安海港也是郑氏集团坚固的军事屏障。
宋元以来，泉州的对外交通范围一度远至非洲，不过从实际情况来看，东南亚地区则一直都是中国商船经略的重点，有着长期的友好往来传统；宋元以来以台湾为中心的东洋航路（菲律宾——台湾——日本）也开始形成，并在明季以来开始繁荣兴盛，新的贸易网络体系逐渐形成。这些都构成了郑氏集团海外贸易范围的基础，东洋航路的贸易也成为郑氏集团经略的重点。
71.锡兰王子到过泉州吗？他与泉州世氏家族的兴起有什么关系？
中国与锡兰(1973年改名为斯里兰卡)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史书记载，早在公元四世纪末晋孝武帝时，锡兰就派沙门县摩携带玉佛一尊，来访中国。中国高僧法显亦于东晋义熙六年(410年)到达锡兰，取回佛教典籍多种。此后交往不断。泉州素为海上丝路起点之一，所以并不排除有多位王子来到泉州的可能，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明朝天顺三年锡兰王子昔利把交喇惹到过泉州。
《明史》卷三二六《外国传·锡兰山》载：“永乐中，郑和使西洋至其地……有邪把乃那者，诸俘囚咸称其贤，乃遣使赍印诰封为王……王遂屡入贡……天顺三年(1459年)，王葛力生夏剌·昔利把交喇惹遣使来贡，嗣后不复至。”明朝廷与锡兰国的这段关系，在《郑和传》和《明实录》卷一一六中有大致相同的记载。葛力生夏剌·昔利把交喇惹，就是明成祖遣使赍印诰封为王的邪把乃那(昔、邪、喇惹与乃那，系译音用字之异)，本来也是一位王子，在本国后来的历史中称为波罗迦罗摩巴忽六世(《明史》邪把乃那又称为“不喇葛麻巴忽喇批”，与“波罗迦罗摩巴忽”显系同一名字的译音)。“波罗迦罗摩巴忽六世的漫长统治时期，是僧诃罗族历史上最后的光辉时代”，他“无可置疑是本岛最伟大的国王之一。他获得人民的爱戴，在位55年以后去世，享寿极高。”这位国王，曾于明永乐十四年(1416年)及十九年(1421年)携贡物亲访中国，并于宣德八年(1433年)、正统元年(1436年)、正统十年(1445年)及天顺三年(1459年)遣使来中国。最后这一次，《明史》没载明使者名字，但1985年斯里兰卡政府代表团的查询提及他是王子“世利把交喇惹”，这个名字正好与国王“葛力生夏喇·昔利把交喇惹”相应(昔、世当是同一音节的译音)。
锡兰发生政变，王位被外侄篡夺，正打算从泉州港回国的锡兰王子得知消息后只好滞留泉州，和一位阿拉伯裔蒲氏女子成亲，并取“世利巴交喇惹”名字的第一个字“世”为自己的姓，从此低调隐居泉州。
世氏在泉州曾有显赫的历史。他们在泉州建置产业，学习汉文化，登科及第，著书立说，设塾教学，成为泉州望族。世氏在明、清两朝分别出了两名举人。《晋江县志·选举志》载：“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世寰望中举。”当时泉州知府蔡善继政绩显著，擢升后，郡人思其功，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立碑为记。当时由明状元庄际昌立《泉郡守五岳蔡公德政碑文》石刻，泉郡著名官绅均列名同立，世寰望以举人名列其中。这块碑至今仍立于洛阳桥畔的蔡襄祠内。世氏的另一名举人是世拱显。乾隆《泉州府志》记载：“世拱显，字尔韬，号小山，晋江人，本锡兰山君长巴来耶(即‘巴交喇惹’的音译)公之后。康熙癸巳恩科举人……”世氏家族在明清成为泉州一大望族。雍正年间，泉州郡守郭公延修府志，举乡入宴，世拱显入正宾席。由此可见，府县志明确记载世拱显是锡兰王邪乃那的后裔(闽南音“巴来那”与“把乃那”同音)。
72.你知道泉州现存与锡兰王国有关的史迹在哪里？
白狗庙
白狗庙，位于泉州城北县后街、模范巷交界处（原属小山境），坐北朝南，大门正对县后街。历代有修缮，1995年再次重修。据清乾隆《泉州府志》和道光《晋江县志》等记载，庙因奉祀毗舍耶（印度洋山神，泉人称为“白狗神”），故得“白耇庙”之俗称。后来由于世氏汉化，祀神复杂起来，屡次更换。现中殿奉祀毗舍爷、杨六郎、玄天上帝、田都元帅、文昌帝。
白狗庙中的白狗，嘴尖而不吐舌，雄性，全身漆白，泥塑。本名叫毗舍爷、石狗公，原为印度婆罗门教，传入中国后为民间所崇拜。据称是因为这只白狗救过锡兰王子一命，死后被王子后裔建庙祭祀，并取了个文雅的名字“白耇庙”。
1925年，泉州地方史学家吴文良先生发现城北县后街、模范巷交界处白狗庙焚纸炉上砌着两方印度教石刻。1930年，德国学者艾克(G.ECKE)和瑞典学者戴密微(P.DEMIEVILLE)断定石刻内容是两个古代流行于锡兰的印度教神话故事：一为白象和蜘蛛斗争的神话故事，一为婆罗门甘地沙代替牧人放牛的神话故事。1934年，戴密微在北平发表了题为《泉州印度式雕刻》一文，对泉州白狗庙这两方古代锡兰印度教石刻的故事进行考证。认为第一方石刻是“象、蜘蛛与磨盘、林加”的故事，故事内容是象每天以花水顶礼膜拜“林加”(印度教象征为男性生殖器)，蜘蛛亦在“林加”之上结网，以防树叶零落“林加”之上。象以为蜘蛛结网不雅观，屡次去之。蜘蛛怒甚，钻入象鼻中，象受创痛巨，乃往来摇摔其鼻，以至于死亡。石刻上的“磨盘”象征女性生殖器官。第二方石刻是“牛、磨盘、林加和尊者”的锡兰古代印度教的故事，内容是说婆罗门甘地沙见牧人痛笞孕牛，心甚不忍，遂自荐为之牧牛。牛受其感动，竟不复思其犊。牛自动以乳敬神，即石刻上有一头牛以乳喂“林加”，并舐之如爱其犊。1954年，泉州白狗庙这两方印度教石刻从炉壁上卸下保存。
世家坑
世家坑，又称世嘉坑、世厝埔，讹音“洗脚坑”，位于泉州城东东岳庙至七里庵的古驿道，明以后锡兰世氏家族墓葬区。
“世家”原指世氏家族，祖先是锡兰（今斯里兰卡）王昔利巴交喇惹。明天顺三年（1459年），王子率使团出访明朝庭，回国途中停泊刺桐（泉州），因国内政局变故，遂留于此。因其名字第一音与汉语“世”相近，其后裔因取“世”为姓。世家坑还有“明使臣世公”“通事世家”，锡兰王子墓，另有涂门街世家古大厝，东石寨石刻，黄凤翔封荫碑等。
1996年12月，泉州城北清源山东南麓的东岳山（射击场），发现世氏家族的墓葬地，并发现墓碑“世家坑”崖刻、“文黄世嘉坑石桥”，以及“锡兰故教为□□□、孺人变官□□”、“锡兰 宗什、敦岸世公祖坟”、“锡兰 何公祖坟”、“清世母翁氏坟”、“清植轩世公茔”、“世府君、黎孺人祖坟”和“缙甫世公祖坟”等墓碑。这个重大发现为研究锡兰巴来那后裔在泉州的历史提供了第一手的实物资料。
洛阳桥
洛阳桥是泉州一处著名的古迹，是由北宋书法家蔡襄在泉州任知州时主持修建的。明万历四十七年庄际昌撰《五岳蔡公德政碑记》记载，到明朝万历年间，蔡继善重修了洛阳桥，当时泉州的乡绅名士就集体为他立了一座德政碑，并且，所有参与此事的人都在碑上留下了姓名。专家们发现，一个叫世寰望的举人名列其中，这，又是一位世家后代。
释迦寺
在涂门街南侧东鲁巷内的一个小寺庙——释迦寺，戒空师傅是当时释迦寺的主持，寺里所有重要文契都锁在这只小木箱里。这里有清朝康熙初年的一张地契，根据上面的记载，当年有一个大施主买下今天释迦寺所在的这片土地，捐献出来盖了这座庙。而这位大施主的名字叫做世震初，这是锡兰王子的一位后代，这是继世拱显之后，专家们发现的又一位世家后裔。
73.明代张敬之等人奉旨使渤泥为什么从泉州出发？
像历代开国皇帝一样，朱元璋极力向天下展示自己的雄才伟略，对内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对外怀柔远人，威慑藩国。渤泥虽然是小国，但地理位置重要，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另外，如果能让200多年未向天朝“进贡”的渤泥国重新回到天朝的属国之中，对朱元璋而言一定是着意追求的目标。所以，他下令派遣张敬之等人出使渤泥。
之所以选择从泉州出发，原因有以下几个：
第一，从泉州出发是比较合理、便捷的线路选择
从路线距离和交通便利程度来说，泉州虽然距离渤泥国更远，但比广州来往南京更近、更方便。从海上航行来说，从泉州出发到渤泥国无需像宁波一带的港口，中途需要再次补充粮食、淡水等后勤给养，更便捷经济。从地缘政治来说，在南京与包括渤泥国在内的南洋诸国之间，泉州是一个优良的缓冲地带。明初裁撤太仓市舶司，就是因为太仓距离南京太近。而以泉州中转，往来传递信息，处理意外突发事件，都比较合适、便宜。另外，外国使团从泉州登陆，前往南京，一路迎来送往，也便于宣扬天朝威仪。
第二，泉州深厚的海洋文化底蕴是其成为出发地的天然条件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尤其是宋元两朝，泉州是中国最重要的海外贸易港口之一。历史的积淀，让泉州具有了独特而深厚的海洋文化底蕴。使团选择泉州作为启航地，从组织人手到确定航线，从寻找翻译到了解各藩国风土人情，泉州都便于提供相关的资源。值得一提的是，明初沿海并不平静，海盗以及反明余党活动比较猖獗，而泉州的水军卫所力量比较强大，为使团来往提供了坚强有力的安全保障。
第三，洪武朝加强中央集权的延伸结果
明初，朱元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对内撤宰相、迁富户、杀宿臣的同时，对外实行海禁以震慑张士诚、方国珍等沿海“余孽”以及倭寇海盗。对广州政策比较灵活，“洪武初，令番商止集(广州)舶所”。并没有因为禁海令而太多限制其正常的海外贸易，毕竟海关税收也是明政府比较重要的财政收入之一。
从洪武朝极力推崇《大明律》以及粗暴对待富户和功臣，不顾经济成本极力通过朝贡体系发展同南洋诸国的关系，我们不难发现朱元璋这个从马背上走来的帝王，更多地将目光放在政权的稳定上。朱元璋仅留广州一地专司海外贸易，其余厉行海禁。这样做的目的既能保证比较充裕的海关税收，又能安靖地方。因为自宋、元以来，中外的海外贸易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如骤然禁绝，势必有很大的阻力。让广州专司海外经济贸易，而把泉州定向为外交色彩浓厚的朝贡基地，因此，让张敬之等人从泉州出发驶往渤泥就显得较为合适。
74.明代泉州与琉球的交通贸易状况是怎样的？
明代建立后，琉球国的中山王察度最早与明朝建立起朝贡关系，当时的琉球还只是“缚竹为筏，不驾舟楫”的地方，航海能力薄弱。为了确保朝贡和贸易的进行，琉球国向明王朝乞赐商船和海舟，永乐时便赐给琉球海舟逾30艘，当时泉州是官方指定的与琉球实施对渡的唯一合法港口，这里造船业一向发达，故将泉州所造之船赐给琉球当是情理中事。《崇武所城志·战船》还有送给琉球战船的记载：“永乐年间，赐永宁卫崇武经百户的官船给中山王察度”，宣德年间，拨给永宁卫金门千户所“顺利号”船。明王朝曾对朝贡国做出严格限制，但琉球算是明王朝的宠儿，单明朝一朝，琉球国来朝贡次数达315次。永乐三年在泉州聚宝街车桥头设置的“来远驿”专用于招待琉球使者和客商，待遇之高，可见一斑。尽管成化年间，市舶司由泉州移往福州，但泉州与琉球的经济贸易交往依然热络。因为明初朱元璋时曾有赐闽人36姓往琉球，实际上是给往来于福建与琉球的人们以官方身份，像泉州籍状元、宰相梁克家之后，宋端明殿学士蔡襄后人蔡崇都在其列。成化年间，李贽的四世、五世祖林易庵、林琛因为通事官，曾引琉球入贡，南安人蔡璟亦充当过琉球贡使。据冲绳谱牒记载，蔡璟及其弟都逝世于琉球，亦传后于琉球。明朝泉州商人至琉球经商者非常多，“夏去秋来，率以为常。所得不货，什九起家。于是射利愚民，辐辏竞趋。”明琉两国长期的和平往来，维护了地区和平，也促进了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明朝时期的琉球那霸港，15~16世纪东南亚最繁华的商港之一。
泉州港出海航行路线，史无明文记录，据同治《泉州府志》卷四《封域》载：“明来远驿在府城南三十五都车桥村，永乐三年建，以馆海外诸国贡使。成化八年，提举司移置福州，驿废。”来远驿址在今泉州市南晋江北岸，它是明成化以前琉球国贡使和随员下榻的馆舍，驿址既设于泉州晋江岸边，船舶航行经由晋江，从晋江出海后，复东航，当与漳州港至乌坦之海路相合，两条航路会合后，向东北航行至乌垃，再向东北航行经东墙。《顺风相送·福建往琉球》记述于太武放洋经乌坵后又载：“用甲寅并甲卯针正南东墙开洋，用乙辰取小琉球头。”据《郑和航海图》载，草屿之北有东墙，即今平潭县北之东库岛。由东墙向东航行，直趋小琉球头，又与福州港至小琉球头之航路相会，再东航经彭家山、钓鱼屿、赤屿、古米山、马岔山诸岛，至琉球那霸港。
75.明代来泉州的欧洲人有哪些？
西方殖民者随着新航路的开辟，纷纷东来。1505年葡萄牙人占领印度果阿，1514年葡萄牙人阿尔发勒斯抵达广州屯门，1517年，受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的派遣，安特拉德和皮里士率领葡萄牙使团抵达广东屯门岛，发现那里停泊着来自琉球的几艘中国帆船，便与他们交往，从而进入中国的东部沿海。经当时广州当局许可，安特拉德派遣船长若尔热·玛斯卡伦阿斯为“圣地亚哥”号船长，经由泉州访问琉球。但抵达泉州时已无法赶上信风再往琉球，只得暂时逗留泉州，与当地的商人进行贸易。他发现“在泉州可以赚到与广州同样多的利润。”他“沿泉州海岸行驶，那里是齐整的，散布着很多城镇、村落，航行中遇到许多驶往各地的船只。”他这样描述泉州：“在该地感觉到百姓比广州的要富有，比广州人更有礼”，“在那里停留时一直受到当地百姓的极友好善意的接待。”
万历三年（1575年）西班牙人以剿除林凤有功，派遣修士拉达和马任为使节，由两名军官陪同，率15名成员组成使团来闽。拉达，1533年出生在西班牙的旁布罗纳，是奥斯丁会的修士，同时也是一名精通数学、地理和天文的科学家。1575年7月11日到达泉州后，受到当地官员组织的欢迎接待，10月17日拉达返回马尼拉。
万历三年(1575年)，西班牙天主教神父奥斯丁及马连自吕宋乘中国商船在月港登岸，入漳、泉传教，不久回国。
艾儒略，意大利耶稣会士，1582年生于意大利布雷西亚。1624年到中国福建传教。1638年艾儒略在泉州发现景教碑。1623年所著《职方外纪》一书是继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之后详细介绍世界地理的中文文献。1649年艾儒略在福州逝世。艾儒略学识渊博，对天文、历学均有研究，且通汉学，有“西来孔子”之称。崇祯十年（1637年）爆发了福建教案，他在曾樱和蒋德璟的保护下，被迫躲藏于泉州府和兴化府，也曾前往漳州府。在泉州期间，他先后发现了四块古十字架以及景教碑，成为研究泉州历史和基督教传教史的重要材料。
葡萄牙人盖略特·伯来拉是1549年因在福建沿海从事贸易活动而被俘的，先被押往泉州，后解至福州，再被流放广西。其《中国报道》中描述泉州说：“福建被葡萄牙人看作第一个省，因为他们的麻烦是从那儿开始的，由此才有机会认识其余的省。这个省有八个城市，最重要和最著名的叫福州，另七个也相当大，其中最为葡人所知的是泉州，因为它有港口，他们过去经常到那里做生意。”“泉州的街道及我们在别的城市看到的街道，都相当平坦，又大又直，使人看来惊羡。他们的房子用木头构造，屋基例外，那是用大石头作地基，街的两边盖有波形瓦，下面是连接不断的廊子，供商贩活动，街道宽到可容十五人并排骑行而不挤。当他们骑马行走的时候，他们必须穿过横跨街道的牌楼，牌楼是木结构，雕刻成各种式样，上面盖的是细泥烧的瓦。在这种牌楼下，布商叫卖他们的小商品，他们要站在那里抵御日晒雨淋。富绅在他们家门口也有些牌楼，尽管其中一些修得不及另一些雄伟。”显示出对泉州的钟爱。
阳玛诺（Emmanuel Diaz 字演西，葡萄牙人）。明朝（1574~1644年）末年来华的传教士。1626年到南京，以后活动于上海、杭州等地，还曾经在江西、福建等省活动，最后定居在杭州。崇祯十七年(1644年)出版的阳玛诺《唐景教碑颂正铨》记录了三方十字架碑刻，其中一方是泉郡南邑西山出土，一方是泉州仁风门外的东湖畔出土，一方是泉州城内的水陆寺出土。这些遗存均称为明代后期天主教在福建泉州活动的实物证据。
明崇祯八年（1635年），天主教教士聂伯多到泉州传教。至崇祯末年，因教会以尊重中国文化为前提的传教方式，得到泉州士大夫和下层群众的支持，教会发展很快。时泉州地区有13座天主教堂。西班牙人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载，1575年西班牙公使团在泉州逗留近一星期。
76.明代起到日本弘法的泉州僧人有哪些贡献？
泉州为古代东方大港，日本是受中国文化影响最深远的邻邦之一，二者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关系。早在唐朝，泉州超功寺僧昙静随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并在日本担任戒师，设立放生池。宋元以来，泉州与日本的宗教交往更进一步发展，这可以从史料中频繁出现的记载看出来。明成化前，泉州被定为通琉球的港口，琉球成为泉州与日本宗教文化交流的重要中介，双方关系日益密切。明崇祯元年（1628年）觉海率了然、觉意到长崎，觉海被延请为福济寺开山，觉意为监理。20年后，延请泉州安平人蕴谦戒琬为住持，被称为“重兴之祖”，之后木庵性瑫也开法于福济寺。住持福济寺的泉州僧人还有第二代住持慈岳定琛，永春人；第三代住持东澜宗泽，永春人；第四代住持喝浪方净，晋江安平人；第五代住持圣垂方炳（独文），安溪人；第七代住持大鹏正鲲，晋江人。住持宇治黄檗山万福寺的泉州僧人：第二代住持木庵性瑫，晋江人；第七代住持悦山道宗，泉州人。东渡日本的泉州僧人还有大眉性善、雪机定然、忍仙等。
泉州僧人频繁到日本游学、交流，对日本的雕塑、建筑、书法和绘画等都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譬如泉州同安的雕塑家方贵峰雕塑了长崎崇福寺的佛像、韦驮像，福济寺的佛像。晋江安海人范道生雕塑了长崎崇福寺的佛像、十八罗汉像，福济寺的佛像，万福寺的佛像、十八罗汉、观音、弥勒、韦驮像等。再譬如隐元、木庵、即非三人被日本称为“黄檗三绝”，悦山的书法有“书悦山”之称；大眉、慈岳、东澜善草书；大鹏善写意画，尤善画竹，也长于篆刻，著有《印章篆说》流传于世；喝浪擅长墨画等。
泉州僧人的贡献集中体现在：
第一，促进日本佛教文化的兴盛。
明代以来，泉州僧人在日本进行了形式多样的宗教活动，促进了日本佛教的兴盛与繁荣。广收弟子，传授佛法，促进了佛教在日本社会的广泛传播；兴建寺庙，开宗立派，参加佛盛会和佛法交流，大大丰富了日本佛教的内涵，也提高了日本佛教的层次和水平。
明天启崇祯年间，泉州僧人宽海筹建日本长崎著名的“唐三寺”之一——福济寺，后又由泉州僧人蕴谦任该寺主持。清初，福建黄檗宗高僧隐元禅师东渡日本，并在日本京都建黄檗山万福寺，开创日本黄檗宗一脉。隐元虽然不是泉州人，但其门下泉州僧人非常多。随隐元前后赴日的泉州僧人达11人。这些泉州僧人在日本的宗教活动，对日本佛教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木庵、悦山、独文，大鹏等人，都先后担任过黄檗山住持。其中木庵在日本的名气最大，他所营建的天人师殿、佛殿等，结构壮观非凡。此后，黄檗山更加兴盛。一个叫青木端山的人，在江户的白金兴建紫云山瑞圣寺，请木庵前来传法，黄檗山的禅风随即扩展到了关东地方。之后，木庵的道誉越来越高。木庵禅师在日本各地奠基的禅寺有瑞圣寺、冰明寺、千年寺、方广寺等，嗣法弟子有40余人。
第二，促进了中日民间文化活动的交流。
泉州僧人在日本的宗教活动，还带动了日本民间文化艺术的交流。泉州民间艺术家范道生就以其精湛的雕刻技艺及诗画、书法，为中日文化艺术交流写下了珍贵的一页。
范道生先后两次受邀去日本，在福济寺、兴福寺以及崇福寺等众多庙宇留下了很多精品佛像雕塑。隐元在京都宇治所建的黄檗山万福寺落成时，也特地派人前往长崎延请范道生雕刻佛像。范道生所塑造之佛像均为精美之作，在日本名声大噪，被日本人称为“青年天才雕塑家”。范道生不仅精于雕塑，而且能诗善画，其《初上黄檗山》诗中有两句云：“遥瞻紫气入东来，选佛名扬喜乍开。”既是对自己塑造佛像的题咏，也是中日交流深厚的明证。
第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日两国的贸易往来。
明代以来，泉州一直在中日经贸往来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明末清初混乱的年代，中日民间贸易中，泉州商人依旧是众多旅日商人中的主力军。中日经贸往来的频繁，带动了文化的交流，上面提到的“唐三寺”即在此种背景下兴建。可以想象，闽商在庙中烧香拜佛，祈祷海陆平安、生意兴隆。同时也在一起交流信息，结交朋友圈。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佛寺部分地扮演了“商会”的角色。
77.林驽出使阿拉伯有什么收获？
林驽是明朝前期学者、商人，更具体的史料缺乏，零星记载显示：其壮年航吴泛越，成为泉州地方上的一名巨商。洪武十七年（1376年），《陇西李氏族谱》载“奉命发航西洋忽忽鲁讳谟斯等，教不一，为事不谐，行年三十，遂从其教，受戒于清净寺教门，号顺天之民。就娶色目婢人归于家，卒年四十六。吾宗七世以上，犹葬用椁，其祖谐此乎。然而肇分林李之派，其隙亦开于此。”文中所载，林驽远航阿拉伯异域，是少数较早就跨出国门的商人，由于信仰不同，生意上带来很大不便，加上年过三十，只好入乡随俗，信仰伊斯兰教，受戒于清净寺，且娶当地穆斯林姑娘（蒲氏）。林驽携妻归国后，由于信仰的不同，生活习俗上有了很大变化，使深受儒、释（其母礼佛）影响的家庭为之震撼。
林驽的出使远航阿拉伯，历时多年，对阿拉伯社会有了更多了解，且因自己能入乡随俗，信奉了伊斯兰教，还与伊斯兰女子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尽管事业上未记录其显赫的成绩，但跨越中国文化的门槛，本身已是一次跨文化的体验，一次文化间的交融结果。
78.丁拱辰从西洋学习到哪些军事科学知识与技术？
丁拱辰(1800~1875年)，又名君轸，字淑原，号星南，福建晋江人，回族，家住晋江县海滨的陈埭乡岸兜村。丁拱辰自幼家贫而自学不辍，精于天文历算，并自制全周仪，测量度数和推算时辰非常精确。1831~1840年，丁拱辰海外游历过程中，接触到西方的机械制造，重点钻研和自学了船炮制造以及机械原理，著有《演炮图说》《西洋军火图编》等书。
在《演炮图说》以及后来的《演炮图说辑要》等书中，丁拱辰对各种西式炮、炮台修筑、火药配方、炮弹以及轮船战舰的制法和运用都绘图详细说明。基于对外国火炮的研究，丁拱辰提出中国应当采用火炮加表之法，并据试验结果绘成《演炮差高图说》，提高了炮的命中率。1841年，丁拱辰在广州铸炮，由他监制的大炮均采用滑车绞架，能上下左右改变射击的角度和方位，重量自一千斤至八千斤不等，灵巧结实，操纵推挽都极灵便，成为当时先进的武器。他还设计了火炮的滑车绞架，用于调整炮身的位置，改变射击的角度，使操作灵活方便。例如，移动调整几千斤重的火炮，过去要用几十人，采用滑车绞架后仅需几个人。
经过调查和试验，丁拱辰选用广东产的新黑蔴铁七成、洋蔴铁三成为原料，采用泥型，浇口设于炮口，巧置引门，终于铸成了性能良好的铁炮。他认为，西洋炮弹采用泥型铸造，炮弹表面产生线痕，不够光滑，影响射程。于是，他改用失蜡法浇铸。铸得的炮弹光圆无痕。他还主张将炮弹铸成实心和通心两种，后者的长处是弹体轻、射程远。在桂林时，他与丁守存合作，铸造各种火炮百余门。还制造了火箭、火喷筒、抬枪、鸟枪、火药等。
在鸦片战争时期，丁拱辰还和丁守存、郑复光等对轮船进行了研究，他们设计了一批轮船模型，绘制了有关的设计图样，其中有机具在内的，也有机具在外的。此外，他并与工匠们共同设计了一辆蒸汽机车模型。这个模型长一尺九寸，阔六寸，载重三十斤，锅炉和机身都是铜制的，叫“小火轮车”。还在这台蒸汽机的基础上，制造了一艘小轮船， “放入内河驶之，其行颇疾，惟质小气薄，不能远行。”后来他又绘成轮船图，却因“无制器之器”，不能造大的实用轮船。
所有这些在当时科学技术落后的中国，不能不说是具有创造性的发明创造，它们在当时的中国都具有相当的科学价值。
丁拱辰是中国第一个比较正确完整地论述西洋武器的，比著名科学家李善兰、 徐寿和华衡芳等早十多年，在我国近代科学技术方面有较突出的建树。他的军器和发明，对巩固国防，抗击外国侵略者，曾起过一定的作用，引起了我国当代军事科 学家的重视。
79.泉州人移居琉球对当地有什么影响？
2011年，泉州考古发现了一块墓志铭，其中有这样的文字：“海风大作，有二巨鱼夹舟，长数十丈，目光如电，舵拆舟旋……”“给事中夏子阳、行人王士祯使册封琉球……”该碑文由明朝史家何乔远所撰，记载的是泉州人王伯台随册封使往琉球，在返航途中遇到的惊险场面。这是泉州首次出土与琉球有关的墓志铭，是泉州文史界的重大新发现。泉州人王伯台随夏子阳和王士桢二位册封使赴琉球是在万历皇帝时，出发年是1600年，到达年是1606年，所册封的琉球王为尚宁。夏子阳著作见《使琉球录》，王士祯著作见《琉球入太学始末》。泉州作为官方市舶司的所在地，曾多有泉州籍的使者往琉球，或封使，或传达朝廷意旨。泉州建有来远驿，又称琉球馆。明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赐福建36姓移民琉球，这36姓大多来自泉州、福州。明成化年间，泉州来远驿琉球馆迁往福州，改名叫“柔远驿”。
琉球与明朝保持着密切的朝贡关系，但是，琉球的造船技术落后，航海技术人员更是长期严重短缺，于是就有明洪武年间的赐善操舟者三十六姓给琉球，令其承担往来朝贡的任务，这些人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官方派遣的海外移民，拥有合法性。这些闽人对琉球当地社会的影响是很积极的。首先，将娴熟的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传播到琉球，极大地提升了当地海洋航行和海洋贸易的水平，因为有这样的强烈需求，其后陆续有一些泉州人增益到琉球海洋事业之中。惠安的石雕工艺、泉州的烹饪技术都在琉球社会得到了隆重的推崇。琉球的面食与泉州的面食制作工艺基本相同。
其次，闽人移居琉球后，将汉语带到当地，影响到社会的各阶层，汉语逐渐被当地定为“官话”。福建文化也深深地影响到琉球，琉球汉诗的作者们大多受到福建文化的深刻影响，诗中也大量描述了福建的风土民情。闽人将泉州等地的风俗习惯带到了琉球，使琉球社会开始建立起宗族社会，他们按照泉州的习惯纂修族谱，如今仍保存完好的《琉球久米村系家谱》成为包括泉州人在内的华人文化对琉球社会的传播关联性。早在朱元璋赐姓三十六时，即要求移居的闽人为当地制礼作乐，规范风俗，形成文教同风之盛局面。泉州的妈祖信仰、清水祖师信仰、吴真人信仰、土地公信仰、关帝信仰等都在琉球当地落地生根。
移居琉球的闽人对琉球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有的人担任琉球国相，权倾朝野，有的担任长史、大夫，推动琉球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有的担任使者和地方官员，促进了琉球的对外关系和地区建设。移居琉球的闽人对琉球社会的历史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80.明代泉州为什么要设立织染局？
明代前期官办手工业在官方的严格管控之下，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手工技艺臻于当时的最高水平，丝织业也是如此。明初福建除了福州之外，至少还有24个县向朝廷进贡缎匹。这些绸缎来自各县制造，应是向织户摊派。其时，朝廷十分重视福建的丝绸生产，正统四年(1439年)，“增置福建泉州府织染局大使、副使各一员”。泉州织染局的设置，是专为皇室生产贡品，表明泉州丝绸受到朝廷重视。这里显示，明王朝官办手工业只是按官府严格要求，由各地的手工业匠师向官府输送最优质的手工业产品。除了江南丝织品产区之外，福建也是一个重要的中心。
其次，明代泉州作为朝贡体系的重要基地之一，迎来送往各国使团。朝贡体系中，藩国及其他国家提供贡物，明政府一般超值回赠，绫罗绸缎是其中必不可少的物品之一。也就是说，明政府每年通过泉州这个中转站，要赠送大批丝绸给海外各邦，很有必要在泉州设立“织染局”，以统一管理和调度。
再者，明典章制度传统的延续。织染局其制无考，或云即宋、元文绣局之变。到了明代，朝廷延续前朝旧制，设织染局为官办，或从外地购得绸缎，织染以充贡物者。不过明中叶以后，福建进贡的绸缎多在外省织造，而朝廷对此不满意，要求仍在本地织造；后来，福建的地方官干脆派人携带银两赴北京城，直接在当地购取绸缎进贡，这样既省力、又省心，这一变化使福建各地官营织染局成为摆设。
81.安平商人是怎样拓宽海上丝绸之路的？
作为泉州府沿海各县重要的一个私商贸易港口，安平港在明代中后期曾空前地繁荣起来。安海从商的人数特别多，风气特别浓厚。“丈夫子生及已弁，往往庆著鬻财，贾行遍郡国。北贾燕，南贾粤，西贾巴蜀，或冲风突浪，急利于海岛绝夷之墟”。浓厚的商业氛围，不仅催生了广泛的商人阶层，而且对于港口商业的发达也有很大的作用。当然，海外贸易的拓展在情理之中。
安平商人在国内外的贸易地位，使它成了这一时期泉州商人的突出代表。明代史学家何乔远曾把它跟著名的徽州商人相提并论，说“吾郡安平镇之为俗，大类徽州，其地少而人稠，则衣食四方者，十家而七。故今两京、临清、苏、杭间，多徽州、安平之人”，“安平一镇尽海头中，经商行贾，力于徽歙，入海而贸夷，查强赀用”。安平商人不仅活跃于国内市场，而且是吕宋、日本等海外贸易市场的重要角色。“安平之俗好行贾，自吕宋交易之路通，浮大海趋利，十家而九”。 他们最大的特别，是经商的本领很高，许多人往往既经营国内贸易又兼国外贸易，所谓“贾吴越以锦归，贾大洋以金归”。安平商人足迹遍及祖国大江南北、海外各地，“内外兼修”的商业模式下，国内贸易和海外贸易紧密结合在一起，很快地从小贾进而中、大贾，海外市场也不断的扩大。
浓厚的商业氛围和广阔的市场范围，培育出了安平商人沉郁的文化精神，即善用智力经商、讲究信誉、勤俭节约、乐善好施。这些商业文化不仅为安平商人塑造了良好的形象，而且反过来又成为安平人海外贸易继续拓展的助推器。
特别是在明代禁海期间，安平商人依藉安海港海外交通的有利条件，私贸海外，奔逐于欧洲殖民者泊踞的海岛如浯屿、南沃、香山沃等地贩私、贸私。甚至远航至吕宋、占城、琉球、渤泥以及日本等国外进行贸易。如，李寓西12岁即随人去广东经商贸易。他从小聪明灵活，在商业竞争中能诚信待人，灵活应付，因而得到人们的信任和尊崇，连广东当地的商人，都乐意跟他合作贩运商品。后来，他又在外国商人集聚的南沃与外商频繁交接往来，学会外语，能与外商直接交往贸易，转而成为专营进出口商品的大海商。李寓西首航吕宋成功，带动着安海商人纷纷前往吕宋经商，以致于“十家而九”都争着去吕宋，为数百年来晋江人竞趋吕宋侨寓经商首辟一条新的航道。
82.泉州“侨乡”形成的海丝基因是什么？
泉州市是全国著名的侨乡，791万泉州籍华侨华人分布在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90%居住在东南亚各国。早在宋元时期，泉州便是当时世界上东方第一大港，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航点，泉州人出洋兴贩贸迁蔚然成风。明清实行“海禁”，泉州港随之衰落，使得主要依赖海上贸易的泉州人不得不冒险向外拓展，前往“海丝”沿线上的国家垦荒辟地，谋生置业。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侵入之下，东南沿海各埠首当其冲遭到冲击，在受到战火摧残和经济掠夺的同时也得到重新发展的机遇，泉州人重新回到海上，沿着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继续发展海洋贸易，人口大量移居东南亚和世界各地，功成名就后回馈故乡，使得泉州最终形成了国内知名的“侨乡”。
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海丝”起点，宋元时期“海丝”的主港，昔日世人公认的“东方第一大港”，泉州有着深厚的“海丝”基因底蕴。这在现在的泉州也很容易予以见证。在泉州涂门街，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伊斯兰教清真寺——清净寺见证了泉州的这段辉煌史。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数以万计的古代阿拉伯人带着香料、药物和各种珍奇异宝来到泉州，又从这里把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运往西方。很多阿拉伯人在这里定居、通婚，目前还有10万阿拉伯人后裔在泉州生活。
泉州现存包括清净寺在内的“海丝”特色的遗产点共有18处。在2014年11月举办的“海丝”城际联席会议上，泉州市携手国内“海丝”申报城市，共同签署了“海丝”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泉州共识》。
2015年，泉州市正式启动“海丝”申遗工作和中国“海丝”国际文化交流展示中心、“海丝”国际文化交流基地、“海丝”文化生态体验园等一批文化项目建设，进一步打响“海丝”文化品牌。
83.《景璧集》《镜山全集》怎样讲述明代泉州海商的故事？
《景璧集》为明末泉州晋江人李光缙所著，是一部研究明代福建人海洋贸易活动的重要资料。晚明时期，商业的重要性也被一些人重新认识，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儒商。儒家学者李光缙所著《景璧集》，鲜明地提出了他的重商思想。主张“儒者为贾”，希望儒者的才华可以在商业活动中充分发挥，利国利己。全书共计19卷34册，是一部内容比较丰富的文集。其中，序、碑记、传、行状、志铭所占分量最多，也最具史料价值。
《镜山全集》作者何乔远，明代福建泉州晋江人，字稚孝，号匪莪，又号镜山先生。何乔远生长、生活的泉州，在宋元时就已获得“世界东方第一大港”的称誉，到明代尚且商业发达、海上贸易兴盛。作为卓有成就的地方志研究者，何乔远在《镜山全集》中对其生活时代的泉州海商的活动有详细的记录。
明代福建的海商，尤其是泉州的安平商人，是当时东南大贾之一，其势力足与陆运的徽州商人相匹敌。《镜山全集》卷四十八《寿颜母序》中记载了安平商人状况：“吾郡安平镇之为俗，大类徽州，其地少而人稠，则衣食四方者， 十家而七。故今两京、临清、苏、杭间，多徽州、安平之人。第徽以 一郡，而安平人以一镇，则徽人为多。是皆离其室家，或十余年 未返者，返则儿子长育至不相别识。盖有新婚之别，聚以数日离者。”
安平商人的踪迹，不仅仅分布在海上贸易，在国内贸易中也能见到。《景璧集》与《镜山全集》对此都有所记载。《景璧集》卷四《史母沈孺人寿序》中写道：“吾温陵里中家弦户诵，人喜儒不矜贾，安平市独矜贾，逐什一趋利。然亦不倚市门，丈夫子生及已弁，往往庆著鬻财，贾行遍郡国，北贾燕，南贾吴，东贾粤，西贾巴蜀，或冲风突浪，争利于海岛绝 夷之墟。近者岁一归，远者数岁始归，过邑不入门，以异域为家，壸以内之政，妇人秉之，此其俗之大都也。”卷十三《处士柯治宇先生传》中写道：“柯公安平人也。或曰：非安平人也。安平人好贾，坐者列市肆，行者浮湖海，柯公非尔也。”《镜山全集》记载“安平一镇在郡东南陬，濒于海上，人户且十余万，诗书冠绅等一大邑。其民啬，力耕织，多服贾两京都、齐、汴、吴、越、岭以外，航海贸诸夷，致其财力，相生泉一郡人。
安平人的经商本领高强，能够从小商人慢慢累积升为中贾、大贾，《景璧集》和《镜山全集》中就记载了多则安平商人从小做大的事迹：
《景璧集》卷三《赠隐君擢吾陈先生寿序》记道：“沈孺人早岁归小楼公，是时小楼公方始产，积居转贩为业，始窥邑市，岁酤所出入，赢得三之，为小贾。孺人问有无焉。继行旁郡国，岁转毂以百数，赢得五之，为中贾。孺人问多寡焉。最后四 方郡国无所不至，珠玑、犀角、碡瑁、丝枲、果布之贸，转毂以千万数，赢得十之。孺人乃不问有无多寡焉，而一意以节缩佐之，素衣浣服蓝缕如初。……史有孺人，两君兴于文，遂变史氏贾风。安平不讳贾，孺人不善之。”卷十四《处士陈斗岩公传》中记载了：“处士（陈斗岩）甫垂髫，逃乱入安平市，市人亡知之者。颜君道 谋睹其状貌大奇之。遂许以季女。……多挈金钱财帛以畀之，处士藉以运筹鼓策。……处士其初斗智，最后争时，行财币如流水， 猛兽鸷鸟之发，人虽与共用事，终不如之矣。故人或折阅，而处 士收息反倍之。处士行贾，北走齐吴，南走粤。吕宋洋开，鬻财吕宋，转贩所至，人多重之，倚为祭酒。竟以致富，埒于内家，内家用是亦益饶。”《镜山全集》卷七十《曾里君墓志铭》记载：“府君讳守吾……世居晋江安平镇之西安里，……既孤且贫，是用束身从贾，然具有信断而大之，以好行其德，不离于儒术，始客潮，……其服贾也，本之以信，佐之以智，因之以天，以处厚为丈夫， 以任运为明达，常舍竞而多奇中，中经折阅，亦无所苦。故始为末，继之中，而终以大。”
在传统社会的重农抑商，用本守末的农耕指导思想之下，泉州的商人在根本上还是从“农贾兼业”，回到了“以农为本”。李光缙的一位由小贾升为大贾的族兄，在为其做寿序中就写道其最终又从商归农（《景璧集》卷三《寓西兄伯寿序》）：“余曰：唯唯否否，……用贫求富，农不如贾，积德累行，贾不如农，故兄伯晚年税驾于贾，而息肩于农，筑庐田间，锄云耕月，笠雨蓑风，酿禾而醉，饭稻而饱，徐徐陶陶，春秋不知，荣枯不问，而兄伯老矣。夫是道也，息可休宁，静可止遽，此兄伯所为寿也。”
84.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对安海港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家乡在南安石井镇，该镇与晋江安海、东石相互构成一个犄角，是海上民间贸易的集中区域。安海又称安平，属于古泉州港三湾十一支港中的一个要港。安海港地处围头澳内，港口有白沙、石井二镇夹峙成海门，入海门则面阔水深，岸弯流平，随处有避风之坞。自古以来为航海者所乐趋。
郑芝龙是这片海域中成长起来的亦商亦盗者，在“剿灭李魁奇、杨禄（杨六)、杨策（杨七）以及惠安刘香老诸股，后又击败侵扰厦门之荷夷”等海上障碍后，“同时又有萧香、白毛等横行海上，俱为芝龙所灭”，他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势和财力，扩大海上贸易活动，几乎垄断中国与海外诸国的交易，史称“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一舶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芝龙以此富敌国”。明崇祯十四年至清顺治三年（164l~1646年），郑氏商船络绎不绝地川航于中国沿海、台湾、日本、吕宋、澳门以及东南亚各地。荷兰、葡萄牙、西班牙都要在他的支配下，才能与中国进行贸易。
安海港是郑芝龙对外贸易的基地，郑芝龙海商贸易的发展和海上武装力量的壮大，必然促成安海港的极盛。他以其烜赫的权柄和雄厚的资财，调动大批的人力、物力，对安平镇进行大规模的整治：首先继续修筑安海城池，《东南纪事》《台湾外纪》和《隆武遗事》均记载郑芝龙“筑城安平镇”，“开府其间”。他在安海镇内大兴土木，建筑有“亭榭楼台，雕梁画栋，极尽豪华”的府第，其“巧工雕琢，以至石洞花木，甲于泉郡”。并兴建仓库和军营，“积财宝甲兵，充实其中，人物丽盛，专务丰殖”。更重要的是，郑芝龙还整治安海港，在安海“开通海道，海梢直通卧内，可泊船，竟达海”。崇祯十三年（1640年）澳门商贸很不景气，“郑芝龙乃将在广东、澳门之织工一百五十家族召回安海城外，使就所业”。这样，安海港在郑芝龙时代便“屹为东南巨镇，……万有余家”，“城外市镇繁华，贸易丛集，不亚于省城”。郑芝龙在与荷兰进行海上竞争时，“不甘心对日贸易的利益为荷兰人所独占，除了部份船舶仍开往台湾外，开辟了一条由安海直通日本长崎的航线，把中国丝绸及其他物产运销日本”。郑芝龙对家乡的商人也给予特殊的优惠和保护。明代安海商人的足迹能遍及国内外各地，海舶能畅通日本和东南亚诸国，主要是依赖郑芝龙的势力。史载：“安平商人，或乞其符令，或借其庇护，乃得畅行海上而无阻”。又说： “安平商人或倚其势，乃得航行无阻，使安海港成为私商贸海之口岸”。郑芝龙受明廷招抚后，安海也就成为官私贸易的公开港口，此时之安海成为“桥店初投南北客，港湾未断往来舟”的水陆交通孔道，商人云集，贸易繁荣的港城，臻至极盛的黄金时代，为时达十八年（1628～1646年）之久。
郑成功抗清之际，为解决庞大的军需，他以安平为基地，在其父郑芝龙以往纵横海上通商的基础上，继续开展海外贸易。据《日本长崎荷兰商馆日志》1644年至1654年条记载，“1649年郑成功船只自安海入港，载了白生丝5000斤，绢丝5000斤。1654年至1655年，各地开来的帆船57艘，安海就有41艘，大部分属于国姓爷的”。江日升《台湾外纪》记载，顺治八年（1651年）十二月，郑成功接受冯澄世修书与日本通商，“下贩吕宋、暹罗、交趾等国，源源不断，则粮饷足而进取易矣”的建议，日本国王“相助铝铜，令官协理，铸铜熕、永历钱、盔甲、器械等物”。《安海志》也说：郑成功沿郑芝龙当年海贸旧规，编组东西洋船队，挂“石井郑记”牌照，航行于日本、台湾、吕宋及南洋各地以通贸，并按海山两路，设“五商十行”于各地：“五常商行”（仁、义、礼、智，信）设于厦门及附近诸港澳，集各地贸外货物运南洋各地；“五行商行”（金、木、水、火、土）于京都、苏、杭、津、鲁等地，购买各地土产货物，供“五常商行”货运出洋。故清廷虽欲困郑师，郑军却凭海外通贸之积累，以供北伐东征之军需。安海为郑氏举义首发之地，虽清兵几次骚扰，却仍为郑氏所控制，安海港亦成为集运各地土特货品及军需粮饷以济金厦义师之港口”。所以郑成功说：“夫沿海地方，我所自生自殖也”。可见安海是郑成功抗清的经济基地和军需仓库。
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十一月清兵洗劫安平，郑成功率众入海抗清。安平一带成为郑成功招兵、募款、输粮、抗清的重要基地。顺治十三年（1656年）四月，清定远大将军济度率水师出泉州港攻思明及金门，败退安平，焚毁安平市镇及型厝、西垵、皇恩、后库等村庄，安平港再次遭到严重破坏。1661年年底，清廷在大陆沿海厉行迁界，安平港从此废弃闭绝近30年。一直到施琅率兵统一台湾后再三“请于朝”，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沿海才开放海禁，迁民“悉复其业”。安海港也才逐渐恢复生机。
安海在郑氏父子的经营下取得了巨大发展，但是最终也因为郑氏父子的离开和清朝的海禁政策而迅速衰败下去。
85.安海港输出了泉州哪些商品？
安海港又称安平港，古称“湾海”，属晋江市，在泉州城南二十余公里濒海处，扼晋江、南安两县的水陆要冲，早在宋朝时就是泉州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之一。
据《安海志》记载：“宋时，海港千帆百舸，乘风顺流，出入海门之间；渡头风樯林立，客商云集，转输货物山积；镇市店肆罗列，百货杂陈，举凡越裳翡翠，南海明珠，无所不有，丝绵锦绮。氇毛靴袜，无所不备。镇市之繁荣，不亚于一大邑”。而到泉州极盛的元代：“安海港镇，贾胡互市，车马辐辏，自镇至郡城，商旅络绎。沿途馆舍驿铺竞立，专为客商往来驻夜息足而设，如内市、古陵、五店市、新店等地均是。近郊，则有马坪、吕林专营驴马贩运之村庄”。这个时期的安海，客商如流，店铺林立，洋货充斥，堪称繁华之市镇。
至明清时期，安海的海上交通贸易虽受到明代禁海和清初辛丑迁界的影响，在一定时期内，市镇之繁荣，仍不减当年。但在入清以后，顺治十八年，迁沿海30里之内的居民于内地，界外悉墟其地，安海的寺观、宫室、官廨、民居，悉数焚毁。当时截界令一下，沿海居民几陷入死亡的境地，当时安海的情况是，海港沦于闭绝，生民流离失所，商贾破产亡家。但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复界后，情况迅速发生了改变，那时背井离乡的安海人民又陆续返回家园，重建家业。经过雍正一朝，到乾嘉年间，安海的商业贸易又渐趋兴盛，这时市镇上纺织作坊、家俱木工场、木偶戏班、磨面作坊、豆腐房、药铺、木材行、染布坊等，到处林立。至清末，安海商贾经营的项目，分工更细，有的是以经营的物类成立行铺，有的是以销售的地区成立所谓“郊”的组织，如福郊、厦郊、漳郊、北郊等等。
随着安海贸易的繁荣，安海港又是以多种多样物资集散地而闻名。在闽海通贸中实际起着一个沟通信息的作用。它根据国内市场的需要，城乡人民之货需，由世界各国运进多种多样的物资，经由安海销往通都大邑，直至穷乡僻壤。同时，商贾又深入内地收购当地土特产，经由安海集散，通贸世界各国。安平商人常从海外运回珠贝，犀象、乳香、翡翠、胡椒诸蕃货，销售至两京、吴、越、齐、蜀等地；或者从世界各国搜罗牛、马诸筋，批运安海，再由安海港郊商人设工场加工，运销全国各地；或者从海外贩进干果杂货运入安溪、永春、德化等县，采购苎麻、木棉；或运至河南、太仓，温州、台州等地贩回棉花，以供安海妇女织缕成布，年产数千匹，海运交趾、吕宋等国获利。安海商人在行贾两京，吴、越、齐蜀等地时，转贩当地的丝绸、锦缎，药材，远贸琉球、占城、麻逸、渤泥等国，以博厚利。
此外，安平商人还在城乡各地购回米、粬、北镇布、青山布、瓷器等，以及柑市之柑桔、大宅之茶叶，均供安海商贾之需用，有的还供作安海港口之外运。这种为适应内外商贾之货需，销售舶来品，转换土货，沟通商品流通的渠道，不仅有利于繁荣城乡经济，而且还有力地促进了安海地方手工业的发展。
86.门多萨所著《中华大帝国史》和马丁·德·拉达《出使福建记》是怎么描述泉州的？
1585年，门多萨所著《中华大帝国史》对泉州的描述： “7月11日，夜晚前四个时辰，我们的西班牙人到达泉州城。此城在该国是一般水平，可能有7万户。它有大宗贸易，供应各种商品，因为它距海仅2列格，有一条大河流经它，各种商货经水路运输，有一座据称全世界最美之桥横跨该河，……桥长800步，用22口尺长，五口尺宽的石头构造，这是一件大大令人惊羡的工程。……靠近上述的桥，河里停泊着1000多艘各式各样的船，舟艇那样多，河面为之覆盖，每条船上都满是人。”
马丁·德·拉达《出使福建记》是其《中国札记》中的重要部分，《中国札记》中对当地中国丝绸、瓷器、稻米、水产等都赞不绝口。对于中国的城市的评价很高：“他们第一是极其清洁，不仅在他们的屋内，也在街上。他们通常在街上设有三四处必需的或公共的休歇处，布置很好，因此忙于公务的人不会把街道弄脏，并且从那里得到供给，类似的法子通行全国所有的道路。有些城市的街道可通航，如同意大利的威尼斯。”他这样描述泉州：“(我们所在的）泉州城有5万多人户，不包括那些住在城郊的， 城郊多而大。城市四周有石头筑的高墙围绕，还有一座十分出名的桥，600多步长，整个齐整地铺以石板，每块20步长，一个半瓦拉（varu)厚，或多点少点不准。”“美丽的园林荫蔽着大道，把它装点一番，园林种植整齐，其间有出卖各种水果的点，供过路旅客享用，旅客不绝于途，有的步行，有的骑马，另一些乘小轿。大道旁的泉水清彻晶莹，同一天当他们已经走了一半的路程，他们老远看见一对士兵整齐的迎面而来，起初这使得他们惊讶和害怕，直到来人走近，他们被告知，这是泉州长官兴泉道的卫队长，奉他之命率400执长矛和火枪 并且全副披挂的士兵来迎接他们。”对泉州的欣赏溢于言表。
87.盖略特·伯来拉在《中国报道》中如何记述泉州？
盖略特·伯来拉，出生于葡萄牙的贝拉省，1534年前往印度。1548年随沙勿略的好友迪额郭·伯来拉来华。此前的1539~1547年间，他曾参与福建沿海的一些贸易活动。当时处于明嘉靖中期，以许栋为首的海商集团盘据宁波附近的双屿港，进行走私贸易。葡萄牙人与许栋勾结，在双屿建立据点，“每每肆行劫掠”。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浙江巡抚朱纨派都指挥卢镗率兵进攻双屿，葡人全被驱逐。葡萄牙人随后转移福建沿海的浯屿和月港，与那里的中国走私商人相结合，一边进行走私贸易，一边进行海盗式的抢掠。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朱纨和福建巡海道副使柯乔率兵进击，葡人的船从浯屿仓皇逃往诏安。明军截于走马溪，大获全胜。被俘的葡萄牙人经由泉州解往福州，在福州居留一年多，然后一些葡萄牙俘虏通过中国商人的帮助逃出中国，盖略特·伯来拉就是其中的一个。
伯来拉在囚徒生活中仍然保持对周围环境的敏锐观察，写了一篇《中国报道》，对南中国，尤其是福建，作了大量的介绍。这是西方人东来后有关中国的最早记录之一。其在书中对泉州城有一定的描述：“这个省（福建省）有八个城市，最重要和最著名的叫做福州（Fucheo），另七个也相当大，其中最为葡人所知的是泉州（Chincheo），因为它下面有个港口，他们过去经常到那里去做生意。泉州（Chincheo）的街道，及我们在别的城市看到的街道，都相当平坦，又大又直，使人看来惊羡。他们的房屋用木头构造，屋基例外，那是用大石头作地基，街的两边盖有波形瓦，下面是接连不断的廊子，供商贩活动，街道宽到可容15人并排骑行而不挤。当他们骑马行走的时候，他们必须穿过横跨街道的牌楼，牌楼是木结构，雕刻成各种式样，上面盖的是细泥烧的瓦。在这些牌楼下，布商叫卖他们的小商品，他们要站在那里抵御日晒雨淋。富绅在他们家门口也有这些牌楼，尽管其中一些修得不及另一些雄伟。”对泉州街道、牌楼和房屋等都记载到了。
88.晋江的施琅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有何贡献？
施琅（1621～1696年），字尊侯，号琢公，晋江人。一开始追随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后因军纪斩杀郑成功亲信而被郑怪罪，叛郑降清，被任命同安总兵。康熙十九年（1680年）年清军克厦门，施琅遂于1683年率师东进，大败郑军主将刘国轩于澎湖，迫使郑克塽归附。施琅入台，不报家仇，亲自去祭奠郑成功。在清廷对台湾“弃”、“留”问题上，施琅陈述朝廷台湾之独特地位，使得台湾纳入中国版图，并奏请在台湾置官设防，为清廷采纳。后来福建水师提督开府厦门，施琅为首任提督，在厦门城内建提督署，又奏准开放海禁，并在厦门设立海关。施琅因“平靖海氛，劳绩茂著”被清朝加授靖海将军，封靖海侯，同安县郊“绩光铜柱”坊即为纪念施琅而建。
施琅平定台湾后，消弭了明郑势力对清廷的政权隐患，清廷随即取消海禁。此时的施琅深受康熙帝信任，被委以对闽台乃至东南海防直接负责的重任。施琅从小生长在夙有海外贸易传统、海上私商出没的泉州晋江沿海，活动于闽南沿海地区与台湾海峡一带，对郑氏父子以安海港为基地通过其名号保障海商安全，发展海洋贸易，获得高额利益用以脱离政府控制和维持反清复明有着直接的体验，对明末以来沿海私商的走私贩私活动与海盗商人的骚扰寇乱，也有着丰富的亲身经历和深刻的切身体会。施琅自然对开海禁的政策十分支持，施琅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九月二十九日的奏疏中议复台湾应征钱粮数目及白糖、鹿皮可否兴贩事，力主蠲减台湾应征钱粮数目。当时，户部侍郎苏拜等虑台湾钱粮不敷，浮定台湾每年兴贩东洋白糖二万石，不足之数，听其在福建采买凑足。施琅以“在台湾可以兴贩东洋，何本省而不可兴贩，必藉台湾之名买白糖赴彼兴贩?” 在暗指苏拜等人所定台湾应征赋税额太高的同时，也表明施琅主张闽台一致，开海通洋贸易。
基于海盗的骚扰寇乱和台湾甫平，政局未稳的实际状况，施琅向清廷建议对出海贸捕相应进行必要的管理与限制，“臣以为展禁开海，固以恤民裕课，尤需审弊立规，以垂永久，如今贩洋贸易船只，无分大小，络绎而发，只数繁多，资本有限，饷税无几，不惟取厌外域，轻漫我非大国之风，且借公行私，多载人民，深有可虑。……此时内地人民，奸徒贫乏不少，弗为设法立规，节次搭载而往，恐内地渐见日稀。……更考历代以来备防外国，甚为严密，今虽与其贸易，亦须有制，不可过纵。”希望通过沿海各级官员“画定互察牵制良规，以杜泛逸海外滋奸。则民可以遂其生，国可以佐其用。祸患无自而萌，疆围永以宁谧”。施琅居安思危、防范未然,以确保闽台海疆宁谧的思想正与康熙帝维持清朝统治的想法不谋而合，康熙帝在派往福建的官员中都告诫他们多向施琅请教关于海疆管理，皇帝的信任使得施琅维护海疆安宁的目标得以顺利实现。
施琅的闽人的身份、地位、职责,使他以维护闽台海疆宁谧、巩固东南海防的战略眼光来对待开海通洋问题，更使得以东南港口为主要出港口的海上丝绸之路获得了安全的贸易环境，保障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继续发展。当时清廷灭郑平台时，郑成功的经济和粮食基地——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泉州的安海港在被清军攻破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施琅率兵统一台湾后再三“请于朝”，希望取消迁界令，开放沿海地区海禁，迁民“悉复其业”，安海港也才得以逐渐恢复生机。
89.蚶江与鹿港的对渡是怎么回事？
蚶江位于泉州湾南岸，拥有国家一类口岸——石湖港。据地方志记载，早在宋代，蚶江就已是民居稠密、番船过往频繁的港口，元代的时候尤盛。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清廷在蚶江设立泉州分府——蚶江海防官署，统辖泉州一府五县（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的对台贸易，成为祖国大陆对台通商的中心码头。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蚶江又辟航线至台湾淡水八里坌；道光四年（1824年），再辟航线到台湾海丰。至此，两岸对渡的5条航线中，蚶江占了3条。
石狮蚶江与彰化鹿港，是闽台两地海上直线距离最近的两个港口，仅130多海里。当下闽台之间来往最近的两大航线是从台湾的基隆到福州有149海里，高雄港到厦门港有165海里。蚶江与鹿港的对渡航线在传统社会里靠天气和经验航海的时代里具有相当明显的优势。
蚶江至鹿港开通对渡航线以后，闽台两岸航行时间仅需一昼夜，泉州等附近各县的对台贸易，都经蚶江出入。当年，“行郊”（即今商会组织）有100多个，运输船有300多艘。从蚶江运往鹿港的货物，以陶瓷、家具、药材、茶叶、布匹、烟叶为主。返程的货物多为大米和木材，有时也运水果、鲍鱼、江贝、白糖等等。
1840年鸦片战争后，清朝开放厦门为通商口岸，蚶江的地位逐渐被厦门所取代。1895年，因甲午战争爆发，蚶江与鹿港的对渡通商基本停止。
虽然乾隆四十九年蚶江与鹿港的对渡才被朝廷正式批准，但是蚶江与鹿港的对渡活动在此之前很早就存在了。2004年，石狮市博物馆在文物普查中，收集到一部清代泉州晋江铺锦（即石狮市宝盖镇铺锦）商人黄树珍的《自记年谱》，里面内容上起雍正十年（1732年），截止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以黄树珍个人亲身经历详实地记录其一生从事闽台贸易的过程，所涉及的经营项目包括农副产品购销、典当、木材、丝绸布匹等。以事实见证了石狮海商为推动石狮蚶江与台湾鹿港对渡的历程。而据石狮市政协文史委员林祖武考证，当年蚶江海防官署分设的机构，还有海关、护航军队驻扎的“夜盘”、“澧金”（即税务）这三个遗迹。1978年，蚶江发现《新建蚶江海防官署碑记》（简称《对渡碑》）残碑，碑上就记载：“蚶江为泉州总口，与台湾鹿仔港对渡，大小商渔，往来利涉，其视鹿仔港直户庭耳。利之所在。群趋若鹜。”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闽台对渡习俗一度中断，90年代开始复兴。自此，蚶江海上泼水从原来的小舢舨发展由机船，安全快速；由过去的男人专项活动，发展到年轻姑娘也上船参与，情趣倍增；由十几艘发展到上百艘，场面更壮观。人们用各种勺、桶盛满海水，相互追逐倾泼。人们视此水为“吉祥水”、“幸福水”，让这水淋透的话，可消灾驱邪。同时，在这一天也举行庙会、采莲、祭江，护航仪式，捉鸭子、赛龙舟等活动内容，将闽台文化、传统文化、美食文化、旅游文化融入其中，内涵丰富，颇具魅力。
2011年7月，闽台对渡习俗入选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90.何谓“郊行”？
郊行，又称郊，或行郊，为清代闽台地区从事海洋贸易所特有的商业组织。“郊”， 是各个具有同一贸易业务或同一贸易区域的商行组成的商业团体。同业商人组成的“郊”，以共同经营的商货的名称命名，如“米郊”、“布郊”、“油郊”、“糖郊”、“鱼郊”等等；由同一贸易区域的商人组成的“郊”，则由这一地区的地名或方向來命名，如“厦郊”、“泉郊”、“南郊”、“北郊”等等。“郊”往往由十数家或数十家商行所组成。郊的首领，由公议推选或轮签抽值，由中选的老板充任。“郊”的成立，是以确保这一团体的成员相互之间的商业信用，消弭同业者的竞争；维持共同的商业利润均沾局面；仲裁本团体内成员的纠纷，加强成员之间的团结；维护这一团体的贸易经营垄断权为宗旨的。同时，“郊”也主持这一团体共同的商业利益受损害时与官府的交涉，主持奉祀庇佑航海商务安全的神明的礼仪等等。通常人们所称谓的郊行、 行郊，大抵都是专指“郊”的。“郊”主要存在于清代海洋开禁后闽台两地蓬勃兴起的港口，其中尤以泉州厦门和台湾各港口为盛。台湾与大陆的通商贸易中，经由官府监督控制的“合法贸易”，主要是在“郊行” 的主持下进行的。郊商一般从事的多为货物批发业务。
近代最为出名的郊当属台厦郊，澎湖的郊名为台厦郊，以台、澎、厦三地商务为主，会所设于妈宮街（今澎湖马公市)的水仙宮。澎湖妈宫街水仙宫为澎湖四大古庙之一，始建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由澎湖水师右营游击薛奎主持建造。清代这里曾作为澎湖台厦郊的会所，1900年台湾沦陷后改称为台厦郊实业会馆。由于澎湖四面汪洋，土地贫瘠，不产百物，凡衣食器用都购于妈宫，而妈宫的货物又都是台厦商船源源不断地从外地运来。当时澎湖很多物资来自厦门。澎湖台厦郊的商行是郊铺兼割店（批发商）、文市（门市，即零售商）与船户。台厦郊的兴盛时期应是光绪年间，据载，当时在澎湖随处可见郊户，以“金长顺”“德茂号”最为出名。
91.泉州的地方神灵何以广泛分布于台湾？
台湾与福建一水之隔，岛上早期居民系闽越族之裔。大陆之民移居台湾的。特别是明末郑芝龙、郑成功、郑经父子祖孙三代对台湾的开发及清代的垦殖和民国的经营，使台湾成为生齿日繁之区。300多年来，汉人大量移居台湾，以泉州与漳州为主，现泉州籍占近50％，漳州籍占30％多。从福建到台湾，不仅是一场人口大迁徙，而且是一次文化大传播。各地生活方式，各种宗教仪式，渗透于社会生活中。福建移民到了台湾，将原乡的风俗习惯搬过去，以至于今天我们漫步在台湾岛上，随处可见说闽南话的人群，城乡皆有冠漳、泉地名的聚落。那些沿用漳、泉姓氏郡望堂号的宗祠，供奉闽南乡土神明的庙宇，传承闽南艺术风格的建筑，一一记录福建先民开发台湾的历史轨迹，折射福建文化的绚丽光彩，表明福建与台湾的民俗文化同根同源，一脉相承。
如今台湾供奉的大部分神明都是以分身、分香、漂流等方式从闽南地区，尤其是泉州一带传播到台湾的。两地民间信仰从内容、形式到祭拜仪式都具有鲜明的共性。如果深入观察，可以发现地方神灵信仰已渗透到闽台民众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每逢岁时节令，人们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但凡婚嫁、祝寿、乔迁、升迁大活动，都免不了要酬神祈福一番；平时的求子、生产、求学、祛病、运势、出门诸事要焚香许愿、求神问签。而且不同的节日，不同的俗神还有相应的祭祀礼仪，形成了独特的闽台地方神灵信仰文化。
泉州、台湾共同崇拜的民间神祇虽然数量众多，难以细数，但是影响力较大的主要有妈祖信仰、保生大帝信仰、清水祖师信仰和临水夫人信仰等，而临水夫人信仰在妇幼之间特别盛行。
妈祖又称“天上圣母”“天后”“天后娘娘”“天妃”“天妃娘娘”“湄洲娘妈”等，道教女神，为中国东南沿海及台湾、琉球等地所奉的航海保护神。生长在大海之滨的妈祖，洞晓天文气象，熟习水性。湄洲岛与大陆之间的海峡有不少礁石，在这海域里遇难的渔舟、商船，常得到妈祖的救助，因而人们传说她能“乘席渡海”。她还会预测天气变化，事前告知船户可否出航，所以又传说她能“预知休咎事”，称她为“神女”“龙女”。为此闽南人在移民台湾时，为了平安渡过台湾海峡，几乎毫无例外都怀揣妈祖神像同行，到达台湾之后，自然就将保佑平安的妈祖神像供奉起来，长期祭拜。
保生大帝是闽台民众所信奉的医神，民间俗称“吴真人”、“大道公”，是宋代神医。他生前医德如佛，医术如仙，以济人救物为念，而不取分文。古代漳、泉二地瘟疫流行，民不聊生，田地荒芜，他不顾自身安危，率领徒弟，采药炼丹，救人无数，最后因上山采药，不幸坠崖身亡。吴真人辞世后，人们自发地建宫立庙，塑像祭祀，渐渐发展为一种信仰崇拜，吴真人也渐由神医变成医神。现吴真人的崇拜遍及闽南、两广、台湾及海外华人聚居的地方，所建庙宇近千座，仅台湾就多达数百座。他是闽南人崇奉的最重要的本土神灵之一。明清时期，随着闽南移民。保生大帝信仰在台湾迅速传播，如今已经发展成为台湾的第二大信仰。
清水祖师，又称清水真人、黑面祖师，生于泉州永春，自幼出家，后闭关静修，经高僧指点，终于悟道。开始在麻章施医济药，普救贫病，麻章人士尊他为“麻章上人”。宋神宗元丰六年，清溪(福建安溪，北宋宣和年间更名为安溪)彭莱乡(后更为蓬莱，也是受清水祖师影响)一带大旱，乡人请他去祈雨，立刻甘霖普降，因此被尊称为“清水祖师”。作为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水祖师信仰流传于台、港、澳及东南亚地区闽南人聚居地。目前世界上清水祖师文化信仰者逾亿人，清水祖师分炉分庙数千座。仅台湾就有安溪清水岩分炉分庙500多座，信众超千万。
临水夫人，又称“大奶夫人”“顺懿夫人”“顺天圣母”“三山女神”等，是道教闾山派的重要女神。临水夫人是福建闽江流域民众崇奉的女神，其信徒遍布台湾、浙江、江苏以及东南亚，她的主要事迹记载在《闽都别记》中。临水夫人能降妖伏魔，扶危济难。她24岁时，因祈雨抗旱、为民除害而牺牲。传说临水夫人在保护妇幼上颇有奇效，因而被人民称为“救产护胎佑民女神”，在妇幼人群中广受信仰。
泉州、台湾之间共同的民间神祇还有萧王爷，虎夫人（五夫人）、赵公明及灌口二郎等众多神祇。
92.从泉州市舶司到泉州海关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历程？
自唐朝以来，朝廷就先后在沿海诸港设立提举市舶司。随着海外贸易的日趋活跃，来往泉州的海商对须赴广州办理完税手续颇感不便，地方官员也多次奏请置市舶司于泉州。于是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正式设置市舶司，设在府治南水仙门内，即今泉州市水门巷内。管理市舶司的官吏，在宋初由州郡长官兼领，元丰后改由转运司或提刑司兼任，后来才设置专职提举。泉州市舶司专职提举的设置是在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
宋元市舶司的主要任务是：一、办理签发出口和回舶的许可证，外舶和本国商船出入口时，检查有无违禁品；二、征收出入口关税，称为“抽解”或“抽份”；三、保管进口货物，买进政府规定的专卖品；四、接送外来海舶，保护和接待外商。宋元“抽解”“抽份”的标准经常更动，北宋时曾规定抽解其十征其一，南宋初则分粗、细物规定不同税率，如细物珍珠、龙脑、沉香等十征其一，粗物玳瑁、苏木等十五征一。泉州市舶收益对朝廷财政收入也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到南宋后泉州经济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其对外贸易。起初，对民间商人的发舶海外，限制不甚严格，回航后依照例抽解，听其自行交易。但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以后，元朝加紧了对市舶的控制和管理，实行“官船、官本、商贩”这种由政府统制的政策，并规定“凡权势之家，皆不得用己钱入番为贾，犯者罪之”。对抽解等也一度改为细货十取二，粗货十五取其二。到元代泉州港的对外贸易一度超过广州，成为东方第一大港。
由于种种原因，泉州港的地位到明代时开始下降。明初，福建市舶司虽然还设在泉州，但却被限定仅通琉球。成化八年（1472年），迁往福州。由是泉州从北宋到明初历时三百八十多年设置市舶司的历史，到此结束。在整个明清“禁海”的大环境下，泉州港也一蹶不振。就福建地区而言，明中叶后，九龙江口围头湾的地位超过晋江口泉州港的地位。
直至康熙二十二年（1757年），台湾既定，泉州开设海关，命户部司官一员，榷征闽海关税务。但设置海关的目的，是在于“崇本抑末、柔远惠商”，为了控制海上走私和获取公家经费，与宋元比较开放自由、鼓励海外贸易的政策大不相同。雍正七年（1729年），归巡抚管理，由泉州府管海关税务，巡抚委托道府征收，后归镇闽将军辖办。泉州海关统一管理，各地分设税口，就地征税。泉州府税口有十所，包括：南门外口馆、法石口馆、安海口馆、东石口馆、马头山口馆、厦门口馆、厦门港口馆、刘五店口馆、鼓浪屿口馆、排楼门口馆。此外，还有其它附属口馆。
93.清代泉州华侨龚廷彩以哪国使节身份出使中国？
龚廷彩，泉州府城人。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龚廷彩去吕宋经商，因本利耗蚀而居留吕宋。雍正三年（1725年），再由吕宋到苏禄经商。苏禄国以盛产珍珠闻名于世。其名称在元代就已出现在中国史籍上，与明清友好交往密切，多次来华奉表贡方物。
但因西班牙占据吕宋，海道受阻，不通中国三十年。雍正四年（1726年），苏禄国王丹汉米母拉律林欲遣使中国，恢复两国邦交，见龚廷彩熟悉海上航路，且品行端方，遂委派他为正使，苏禄国人阿石丹为副使，华侨杨佩宁为通事，率苏禄国官员11人，舵工、水手31人，携带国王信件和珍珠、玳瑁、燕窝、龙头花刀、花藤席和一对活猿等贡品，于七月初五从苏禄群岛开船，来华通好。
苏禄使团原计划在浙江宁波登陆，后改在龚廷彩故乡泉州湾日湖港(今石狮市蚶江镇石湖港)登陆。八月廿二日，苏禄使团抵达后，向晋江知县呈报。晋江知县叶祖烈禀报浙闽总督高其倬，同意其进入泉州湾内港，并奏报雍正皇帝。十月初九，清廷诏令该使团进京，雍正皇帝下旨：“闽省起送来京之时，著沿途地方官员护送照看，应用夫马、食物，著从厚支给，以示朕加惠远人之至意。”并派布政司经历沈士升陪送。到京后，清廷收受贡表、贡品，并由礼部设宴招待。次年夏，苏禄使团将归国，雍正回赠苏禄国王蟒缎、锦、罗、纱等之外，对正使龚廷彩、副使阿石丹、通事杨佩宁等，也各赏给彩缎、罗绢。苏禄使团回国途经福州时，又令福建地方官设宴饯行。
雍正十年（1732年），苏禄国王又派龚廷彩携带苏禄国照会来到福建。照会内容除对清廷于雍正四年热情接待苏禄国使团深表感谢外，特别恳请清政府代为修葺他的远祖苏禄东王吧都葛叭答剌在山东德州的坟茔。清廷接到苏禄国照会后，即令礼部行文山东巡抚岳浚查复。经调查咨报，苏禄东王墓确已荒废，神道、享亭也已坍颓，清廷即于雍正十一年六月初十日诏令山东巡抚转敕德州地方官，整修苏禄东王陵墓，例设春秋二祭，并令苏禄东王裔孙安汝奇、温崇阶二人守陵。同时在安、温二族中选择稍通文墨者各一人，按照各省奉祠生之例，给予花翎顶戴，以奉东王之祀，如果缺位就递行遴补，永为定例。龚廷彩两任苏禄国正使，率团来华通好，使苏禄和中国的友好关系得以恢复和发展。
据《清史稿》等记载，从雍正四年（1726年）龚廷彩首次率团来华起，至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的36年间，苏禄国先后10次遣使来华，每次都受到清廷的友好欢迎和热情接待。在此期间，两国政府还互相救援对方在海上遭风遇难的船舶，并将获救人员护送回本国。中国和苏禄的友好往来又持续160年，直至咸丰元年（1851年），西班牙殖民者占据苏禄的和乐岛之后，海道不通，才被阻中断。
94.清高参法师经海丝之路传播少林武术的可圈点处在哪里？
高参法师，俗姓林，原名亚鸿，绰号“飞天豹”， 福建惠安县界山镇岭头村人，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生，13岁时从师学习少林武功，17岁到惠安清兴寺剃度为僧，法号高参。后到浙江南普济寺拜少林正宗六祖传下的第二房之四十八传门人慧精大师习武。慧精大师平生传授徒弟学习少林武功的只有3人，而入室者仅高参一人。高参勤学苦练，终于成为少林第四十九代传门人。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高参梯航南渡，挂锡荷属东印度（今印尼）三宝垄三宝洞，再返福州西禅寺。后云游国内名山及南洋、印度诸国。他在印尼设帐授徒，接收释法禅、释成雄、林金聚、庄庆锦、庄顺来等人为徒。所授弟子再传，已逾数万。高参终成少林四十九传在南洋植基第一人。
1945年,日本投降后,新加坡双林寺主持乏人,高参法师遵祖庭怡山西禅寺之命入主双林,同时在新加坡建寺院9座，并设班传授少林武术。高参法师门规甚严，要求徒弟必须在寺内苦练三年，无事不得轻易出寺门，规定门徒每日练武三次，即清晨五时，中午十二时及晚上八时。高参及其弟子成立了星洲少华山国术健身社、少雄山国术健身社、槟榔屿少林国术健身社、星洲少镇山国术体育会等，少林武术团体发展到40个。
1958年，鉴于以“少”字头为首的少林武术团体已在新、马等地建立甚多，为统一南洋少林武术派系之领导及联络同门感情，时任双林寺方丈的高参和尚创设“新加坡南洋少林国术总会”，会址设在双林寺内。高参亲为该会制定了三十六条会规，以弘扬中华武德，其中有十八宜、十八戒。
十八宜是：
护持正法 遵守师尊 敬重长辈 态度温和 友爱同门
宽怀宏量 尽忠职守 诚实待人 言行有信 知过必改
勤人为善 爱惜物命 抑恶扬善 廉明知耻 慷慨仗义
乐善好施 勤谨习艺 互相切蹉
十八戒是：
背叛师尊 残害同门 杀戮逞凶 盗劫强抢 淫荡胡为
妄言欺骗 两舌造谣 恶口伤人 酗酒滋事 赌钱博弈
骄傲谩人 无理取闹 轻举妄动 为非作恶 逞强纵欲
嫉妒贤能 懈怠放逸 恃强凌弱
在高参法师主持下，南洋少林国术总会成为南少林第二房四十九传的武术中枢，双林寺也成为“海外少林中心”。高参法师经常为远近居民施医除病，活人无数，众人皆感其德，颂为“万家生佛”。法师1960年5月16日圆寂。出葬时，送葬队伍长达数里，为新加坡佛界历来所仅见，可见法师德行之高及影响之大。新加坡的武术界对他十分器重，评价说：“假如1948年高参法师没有来新加坡主持双林禅寺和传授武术，今日新加坡可能不会有少林国术总会及属会组织之出现。”现在他的门徒遍布南洋群岛，高参门也成为南洋武术中的一流派，因为他在南洋发展中华武术的贡献，不论认识或不认识他的人都以崇敬心情怀念着他。
95.泉州为何被称为“世界宗教博物馆”？
长期以来，几乎世界上所有影响力较大的宗教，都曾在泉州占有一席之地。这里宗教林立，争奇斗艳，故有“世界宗教博物馆”之称。
道教在泉州流行甚早，西晋太康年间即建有道教宫观——白云庙（即今元妙观）。唐五代，道教辉煌一时，著名道士有晋江人谭峭，曾被闽王王昶奉为国师，南唐后主李煜封为“紫霄真人”，所著《化书》是继《道德经》《南华经》之后道教的又一部经典著作。宋代泉州道人吴夲，曾被宋仁宗封为“妙道真人”，据传他行医济世，神乎其神，在闽南等地方多建有其祠庙，被尊为“保生大帝”。宋代还在清源山南麓在一块天然巨石上，凿出道教祖师老君石像，高5.653米，厚6.85米，宽8.01米，坐北朝南，双耳垂肩，左手依膝，右手凭几，两耳平视着前方的泉州府城。在清源山色中神采动人，远近闻名。
泉州还有“泉南佛国”之称，佛教曾盛极一时。西晋时，泉州就建立起第一座佛寺，南安九日山下的延福寺，南朝梁武帝时印度高僧拘那罗陀在天嘉二年（561年）从晋安郡到梁安郡，天嘉三年（562年）九月“发自梁安，泛舶西引……”隋代泉州佛寺见于史料记载的，有龙山寺、圆通寺、灵鹫寺、天竺庵四座。唐代泉州建有佛寺四十多座，最著名的是建立于垂拱二年（686年）的开元寺，也是泉州现存的最早唐代佛寺，其大门两侧有楹联“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为南宋朱熹所作，后由弘一法师书写。南安人义存禅师，是当时有名的大师，唐咸通间曾住持闽中规模最大的佛寺——福州雪峰山广福寺，著有《雪峰语录》《雪峰清规》等传世。五代时闽国崇佛，《十国春秋》记载建造佛寺五十四座，著名的有承天寺、崇福寺等，与开元寺并称泉州佛教三大丛林。佛寺林立，僧徒众多，故南安延福寺的无等禅师等在九日山一大岩石上留下“泉南佛国”四个大字，现存题刻为元至正十年奉政大夫监郡偰玉立重刋。据府志载，宋初，泉州城镇乡村、山林原野，处处都可见寺庙。直至元明清，佛教在泉州依然长盛不衰。
泉州海外交通的发达，西洋宗教也很早就进入泉州。泉州市区东郊的灵山上，就有两座伊斯兰教石墓，乃是创始人穆罕穆德嫡传高徒中的“三贤”和“四贤”两位，他们是在唐武德年间来到中土的。坐落于泉州涂门街上那座令人叹为观止的清净寺，始建于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全部用青色或白色的花岗石建造，巍峨壮观，足见伊斯兰教在泉州的影响力。此外，摩尼教也传播到泉州，唐会昌年间，明教呼禄法师游方泉州，卒葬清源山。城南的万石峰下，目前尚存一座摩尼教教寺，俗称草庵，创建于南宋绍兴年间。古代印度的宗教婆罗门教，在泉州也留下不少遗物。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后廊中两根青石柱，柱高3.7米，十六角形，中间一副石刻图即描绘着印度教的神话故事。古代基督教的一派，传入中国后称景教，在元后称也里可温教，在泉州也常发现其遗存。
此外，泉州宗教林立，各种信仰长期和平共处，在泉州城内，还可以看到儒教文庙、民间信仰关帝庙、天后宫等庙宇。
96.王彬街在什么地方？
在菲律宾马尼拉市北部，有一片“唐人街”区，其中王彬街特别有名，是马尼拉的商业中心之一。马尼拉的唐人街以王彬、知彬彬、洲仔岸、后街仔4条平行的大街为主体，其主要标志是耸立在王彬街的四个红砖构筑、绿琉璃瓦、嵌青石字匾的牌坊门：“中菲友谊门”、“王彬北桥”、“王彬南桥”、“亲善门”。 王彬街是1915年定名，在街道中屹立着一座罗曼·王彬纪念碑，以纪念中菲混血的慈善家罗曼·王彬。
中国人移往菲律宾有悠久的历史，由泉州出海，乘木帆船也就七天左右便能到达菲律宾。罗曼·王彬就是其中一位。罗曼·王彬，晋江池店清濛村人，1847年2月出生于马尼拉市。祖父王奕彬，因家庭贫困，早年到菲律宾谋生，经营蜡烛铺。1882年，王彬继承父业，在洲仔街经营百货、油漆、木匠工具、器械、文具及手工用品。由于注重商业道德，所卖货物明码标价，并标明“铁价不二”，信誉卓著，生意发达。1898年洲仔街发生火灾，王彬的商店被烧毁，旋即迁往柯仑街复业。
罗曼·王彬为人忠厚，乐善好施，经商有道，颇得各界信任，1883年7月菲律宾当局委任他为马尼拉市岷仑洛区长官。当时，菲律宾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西班牙殖民者实行残酷的统治，激起了菲律宾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王彬积极参加菲律宾的革命斗争，其店铺成为革命知识分子和爱国学生的聚集场所，同时以大量的金钱和物品资助革命党人。从一开始抗击西班牙到后来反对美国的统治，他始终与菲律宾人民一起进行反抗斗争。他曾被殖民当局逮捕入狱，但出狱后，他更加坚定地支持菲律宾人民的独立战争。
王彬热爱公益事业，积极为社会服务。他曾任菲国军人及战争难民救济协会会长，大力赞助保护幼童协会，协助建立菲律宾商会，并当选为首届司库。菲律宾著名作家卫惹慕称赞道：“他热爱祖国(指菲律宾)，贡献大量金钱，支持两次革命(指反西班牙和反美国的殖民统治)。和平恢复时，他仍以同样的努力，对于每一爱国工作，均给予宝贵的精神及物质支持。”王彬于1912年12月10日逝世。
为表彰罗曼·王彬对菲律宾的贡献，1915年马尼拉市议会将沙克里蒂亚街易名为王彬街。1973年，菲律宾政府观光部、马尼拉市政府及华商联总会协议共同建设华人区，并铸造罗曼·王彬铜像。1974年罗曼·王彬铜像和纪念碑破土动工，历时4个月建成，供后人景仰。
王彬街的命名体现了中菲两国间患难与共的友好交往史，福建沿海尤其是晋江籍商人抱持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来到菲律宾这片土地上，他们迅速地融入当地，与当地人相处总体和谐，他们将菲律宾的事业作为自己的事业，势必能赢得菲律宾人民的广泛认可。
97.联合国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怎么来泉州的？
联合国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是“丝绸之路”综合考察项目。“丝绸之路”综合考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8-1997年十年世界文化发展计划》的三大项目之一。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二十四届大会根据中国、意大利和苏联等国的提议，制定了《丝绸之路综合考察计划》，之后根据各国学者的讨论，制定了详细的考察计划，决定分水路、陆路和草原三条路线先后进行。陆路考察于1990年7月21日从西安出发，有来自19个国家的23名专家学者，对丝绸之路的历史、人文、环境等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海上丝绸之路于10月23日从意大利的威尼斯乘“和平”号考察船启程，考察队由30个国家的50位学者和记者组成。考察队沿着连结古罗马、古希腊、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等人类古代文明的丝绸之路对考古发掘现场和历史遗址进行科学考察，以加强人类不同文化和不同民族间的交流和理解，从而对世界和平做出贡献。考察船途经的港口和有关城市有威尼斯、雅典、库山达瑟、亚历山大、开罗、苏伊士、萨拉拉、马斯喀特、加西姆、卡拉奇、莫尔穆冈、果河、科伦坡、马德拉斯、马尼拉、吉普、巴生港、马六甲、苏腊巴亚、曼谷、文莱、马尼拉、广州、泉州、釜州、庆州、福冈奈良、大阪。1991年2月9日，考察船抵达泉州港，对泉州进行为期六天的科学考察。
联合国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前往泉州是一个“机缘巧合”的偶然。1987年11月6日，文化部与外交部、总参谋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一同向国务院报送《拟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丝绸之路整体研究”的请示》，建议派人参加这项考察和研究活动，得到时任总理李鹏等的同意。但最初的计划是海上丝绸之路从我国广东出发进行考察，并不涉及泉州，泉州方面也罔然不知此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阿曼会议定于1989年1月23日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召开，进一步研究考察计划及沿途考察地点。而巧合的是，时任中国驻阿曼大使的袁鲁林曾在福建省委宣传部工作过，对泉州的情况比较了解，因此他得知海上丝绸之路考察的信息之后，立即写信给泉州市委书记张明俊，建议他将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察点进行申报。袁鲁林大使的信件由福建省人民出版社舒亭同转达到张明俊书记手中，张明俊书记极为重视，他立即要求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馆长王连茂组织材料向北京有关部门汇报，争取将泉州纳入考察计划。由于材料必须在马斯喀特会议之前上交，王连茂馆长迅速组织人员在一个星期内编纂了一本近200页的申报材料：《为了“海上丝绸之路”考察计划的圆满成功——请注意：泉州应是这项科学考察最重要、最理想的地方之一》。书中除主题文章外，还有《泉州部分海外交通史迹简介》《中外对“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港口泉州的部分介绍与评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博物馆》杂志介绍泉州海交馆的文章，法国《群岛》杂志介绍泉州宋代海船的发掘，日本《博物馆》杂志介绍泉州海交馆、英国《国际航海考古和水下探索》杂志评价泉州湾古船出土的意义、澳大利亚《印度洋》杂志介绍泉州印度教文化的重要遗存、英国《泰晤士报》评介泉州在海洋文化圈的重要历史地位等材料。材料采用中英文对照的方式，图文并茂，更为直观、形象、丰富地展示了泉州作为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大港的良好形象，充满说服力和挑战力。1989年元旦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出《转报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议将泉州列入“海上丝绸之路”考察计划的请示函》，泉州市政府决定派市政府办公室蓝东亮与泉州海交馆副馆长陈鹏鹏携带文件、申报文本、《历史文化名城——泉州》录像带、《泉州伊斯兰石刻》《泉州湾古船发掘与研究》《海交史研究》等有关材料，专程赶往北京，向教科文全委会、外交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等中央有关部门送达材料。经过蓝东亮、陈鹏鹏以及袁鲁林大使的努力，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委会常委、副秘书长贾学谦，副秘书长、丝绸之路项目协调组组长张冲礼，专业合作处副处长师淑云、外交部国际司参赞郑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陈高华、交通部原部长彭德清等均同意泉州申报，并帮助宣传与递送材料。1989年1月23日至24日，在马斯喀特提出了海路附属委员会会议报告，并于4月24日至28日在西安召开的“丝绸之路综合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通过，泉州被正式列入海上丝绸之路考察点，并决定在泉州召开主题为“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确定泉州为海上丝绸之路考察点之后，泉州紧锣密鼓地进行准备，包括泉州港建设、学术会议与考察活动安排、泉州海丝史迹展览等。1991年2月14日，海上丝绸之路考察船“和平方舟”号终于驶进泉州港，受到泉州人民的热烈欢迎，开始了为期6天的考察与学术研讨。考察队在泉州期间，参观考察了与“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有关的九日山、天后宫、清净寺、圣墓、开元寺、草庵摩尼教寺、洛阳桥、老君岩等8处国家级文物古迹，参加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新馆落成暨四大陈列馆开馆剪彩仪式，观摩泉州传统地方戏曲艺术，参观旅游工艺品展销馆，“海上丝绸之路”邮展，举行以“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为主题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泉州国际学术讨论会”，观看大型文艺踩街活动等。泉州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活动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考察队领队迪安博士甚至激动地宣称在泉州的考察把整个考察活动推向高潮。
98.《泉州共识》涉及哪些城市,达成的九城共识是什么？
《泉州共识》是在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期间，由参加海上丝绸之路申遗的九座城市代表签署的全称为《联合推动“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泉州共识》的意向书。《泉州共识》涉及九个城市，分别为：泉州、福州、漳州、广州、北海、蓬莱、扬州、宁波、南京。
《泉州共识》具体包括四个方面内容：
（1）建立合作联动机制。九城市围绕将“海丝申遗”之目标，秉承合作协同原则，加强沟通，密切协作，探索建立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的长效合作联动机制，适时构建集联合申报、保护管理、宣传展示“三位一体”的“海丝申遗”运作体系，形成对“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监测、巡查有机结合的工作规范，全方位提升“海丝申遗”的保护管理水平，为联合将“海丝申遗”创造有利条件。
（2）形成统一目标任务。九城市以“申报成功、永续保护、造福后代”为共同目标，严格遵行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充分履行文物保护职责，共同做好各遗产考察点的文物本体修缮、保护，景观风貌整治、提升，确保“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在国家文物局和相关省（自治区）政府、文化文物行政部门的领导下，在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的指导下，各自认真完成“海丝申遗”的工作项目，全力以赴推动“海丝申遗”进程，争取早日获得成功。
（3）共享遗产研究成果。九城市根据实际各自或联合开展卓有成效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学术研究等活动，定期或不定期举办“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论坛、报告会等，促进相互学习借鉴，实现学术研究成果的合作共享。
（4）联合做好宣传展示。九城市按照“立足自身、扩大影响”的原则，加大对“海上丝绸之路”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征集、管理展示，分别办好各具特色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展览，并交流互动；继续充实、完善和提升“跨越海洋——九城市海丝精品文物联展”内涵，积极筹划推动“海上丝绸之路”文物展览走向世界。
联合“海丝申遗”是九个城市的共同愿景，我们当共同努力、相互支持，在保护、传承和弘扬“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道路上携手并进，共同开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美好未来。
99.泉州在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的独特优势在哪里？
自从中央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构想以来，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的泉州，响应迅速，积极参与到建设中来。泉州在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具有独特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四点：
一、泉州长期来是对外交流的港口。早在南北朝时期，泉州港（古称“刺桐港”）已是我国对外交通的港口；唐代中期，成为“全国四大通商口岸”之一；宋元时期，泉州港进入鼎盛时期，与100多个国家密切通商贸易、相互往来，被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称颂为“东方第一大港”。“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波澜起伏，但泉州与“海上丝路”沿线双向通航贸易、人员往来未曾中断，并延续传承而惠泽今世。
二、泉州有积淀深厚的多元文化。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各国使节、商人和传教士的频繁往来，古波斯、阿拉伯、印度和东南亚诸多文化在泉州广泛传播，与中原文化、古闽越文化交汇交融、相生相长，孕育出了独具特质的闽南文化。正如中共中央宣传部刘奇葆部长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研讨会”所述，“泉州是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重要出发站，是沿线各国多元文化交汇交融之地，镌刻着中华民族和沿线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永恒记忆。泉州由此成为了东西方文化交融传播的重要窗口”。泉州囊括了首批“历史文化名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首个“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首届“东亚文化之都”三大文化头衔。
三、泉州还有着分布广泛的侨民侨商。“船到城添外国人”、“涨海声中万国商”佐证了唐宋时期泉州商旅云集、市声鼎沸的繁盛景象。泉州对外来文化和宗教的开放、包容，更让许多外国商人、船员、传教士世代定居、繁衍生息。目前在泉州的阿拉伯后裔有5万人，其中也包括一批全国知名企业家。同时，泉州人沿着“海上丝路”之路走向世界，共有791万泉州籍华侨华人分布在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90%侨居东南亚等“海上丝路”沿线国家，其中100万人以上的有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海外泉州籍社团也多达8000多家。世界闽商100强中，泉州籍约占2/3。他们秉承爱拼敢赢、重商务实、开放兼容的优良传统，在所在地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具有很强影响力，可成为推动我国与海丝沿线国家开展经贸文化交流合作的纽带和桥梁。
四、泉州还有最具活力的民营经济。泉州素有“民办特区”的美誉。改革开放以来，泉州以侨资、侨房、侨眷侨属起步，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泉州模式”、“晋江经验”，成为全国18个改革开放典型地区之一。2014年泉州GDP达5733.36亿元，经济总量连续16年位居福建省首位，上市公司93家，中国驰名商标136件，并获批国家发改委民营经济综合改革试点。民营经济在泉州国民经济中“十分天下有其九”，呈现集群化、市场化、品牌化、资本化四大显著特点，造就一代又一代爱拼敢赢、海纳百川的企业家群体，其中国内异地泉商150多万人，赴“海上丝路”沿线投资或设立办事处27个，商迹遍布全球，成为泉州“海上丝路”先行区的主力军。
100.泉州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是如何落实“先行先试”策略的？
2013年9月中国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后，泉州便积极谋划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那么泉州是如何落实“先行先试”策略的呢？2015年3月4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福建省泉州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郑新聪作客新华网谈泉州加快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时表示，以“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作为主线和出发点，积极实践、大胆探索。
在政策沟通上，首先，泉州制定了先行区的规划和总体方案。规划和总体方案的主要内容已经并入到正在编制的福建省核心区建设的实施方案当中，同时也得到中央颁布的“一带一路”倡议规划的认可。二是推进战略互动。在中央有关部门的支持和牵头下，泉州于2014年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其中效果比较明显的是6月份举办的“中阿城市论坛”，共同发表了《首届中阿城市论坛宣言》。三是倡导建立多边合作机制。2015年2月在泉州市召开了“海陆丝绸之路城市联盟”筹备会，发表了《泉州共识》，倡导设立海陆丝绸之路城市联盟、工商理事会。
在设施联通上，围绕规划建设“海丝”国际枢纽港，加快拓展与国内外主要城市的互联互通。一方面，在海路联通上，积极推进泉州港复兴，加快开拓国际航线。同时，积极推进与沿线港口交流合作，与沙特阿拉伯达曼港达成缔结友好港口意向。另一方面，在海上丝路与陆上丝路联通上，争取建设吉永泉铁路，致力把泉州建成内陆地区接驳“海丝”航路的重要出海通道。
在贸易畅通上，第一，努力扩大贸易往来，重点开展“品牌泉州海丝行”系列活动，全年组织256家企业参加16场海丝展会，现场及意向成交额近8000万美元。2014年，泉州市与“海丝”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近1000亿元（157.6亿美元），占全市外贸总量超过一半，中东和东盟已分别成为第一和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二，搭建对接平台。2014年11月，泉州举办了首届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品牌博览会，吸引了来自31个国家（地区）的6000名专业买家和386家企业集中开展对接、展示、合作。第三，培育新型外贸业态，重点发展跨境贸易电商，其中，引进中兴海丝路电商已上线出口、进口、自营产品官方商城三个平台。2014年出口平台实现交易额2亿元人民币，力争2016年三个平台交易额达100亿元人民币。
在资金融通上，泉州作为国家级金融改革试验区，致力在金融对外合作方面推进先行先试。第一，积极引进海丝沿线国家金融、保险和产业基金等机构。在之前已经引进了菲律宾首都银行，目前中东知名保险公司（加齐家族）拟在泉州设立办事处。第二，积极争取开展试点先行，央行同意支持泉州市开展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三项试点。
在民心相通上，第一，2014年泉州精心举办了“东亚文化之都”系列活动。第二，是主动走出去，2014年9月份、10月份两次在联合国总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海丝”宣传展示，取得非常好的效果。第三，配合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年活动，全国组织了八项“海丝”活动，泉州就占了三项。
在泉州市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泉州深入开展先行区战略规划研究，确立了以文化引领、经贸合作、互联互通、互惠互利为主线，以推进与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间政策沟通、道（航）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为重点，制订了以“十大行动计划”为核心的具体方案，从而贯彻落实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的策略。
除“五通”政策外，泉州在文化、华侨、民营经济等三大优势基础上开展决策研究，确立了深化文化交流、加速经贸拓展、搭建载体平台以实现互利互惠为主线的战略规划。与此同时，明确了工作的突破点，即：着力在华侨华人参与海丝建设上先行，构建面向华侨华人的聚集发展创新区；着力在两岸交流合作上先行，探索两岸携手共建海丝合作示范区；着力在民营经济国际化上先行，打造成为我国面向东南亚、中东国家开放开发的战略高地；着力在金融开放上先行，打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示范区；着力在海丝文化交流上先行，建设中华海洋文明传承创新示范区；着力在制造业绿色转型上先行，打造中国制造2025样板城市。
此外，为更好地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建设，泉州还提出了十大行动计划，即：
一是泉州港口复兴行动计划。
二是双向投资贸易行动计划。
三是发挥侨力、携手共赢行动计划。
四是阿拉伯新走廊拓展行动计划。
五是绿色制造提升行动计划。
六是金融创新行动计划。
七是自贸区建设行动计划。
八是现代海洋城市建设行动计划。
九是文化旅游合作行动计划。
十是人才培养引进和人员往来行动计划。
这些策略的制定和推行标志着泉州将充分利用已有的传统优势资源，积极拓展与海内外泉州人的合作渠道，在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建设海洋强国中发挥其引领作用。
后记
《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百问》是泉州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的大背景下编辑出版的，目的是为了更加全面深入地去阐释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泉州的历史人文，让更多的人了解泉州，感受泉州的独特魅力。在本书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中国古代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会长、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主任谢必震，泉州市文广新局副局长、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馆长丁毓玲，泉州学研究所高级编辑林少川, 泉州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研究员陈鹏,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研究员李玉昆，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王日根,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副馆长王丽明,《泉州文库》办公室副主任杨清江，泉州历史文化中心理事吴远鹏等专家学者以及泉州市委宣传部郭钦亮、吴家安，泉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郭延杰，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林瀚、陈少丰、曾春凤、骆思瑶、薛彦乔、肖彩雅、傅恩凤、李静蓉、黄皓婧、段燕飞、胡晓伟，厦门大学周运中、赵家才、陶仁义、刘璐璐、章广，泉州学研究所吴镇国、彭志坚、王雪婷、何捷等研究人员的大力支持、帮助组稿、审稿和校对，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
作为一本文史类科普性的读物，《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百问》在问题设置和阐述上均经过专家学者的认真研究，综合考虑了问题的趣味性、丰富性和普及性，读起来耐人寻味。囿于水平有限，书中恐有错漏及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