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良先生是我国海外交通史的著名文物收藏家和历史研究家。1903年，他出生在文化历史名城泉州的一个贫苦手工业家庭，早年攻读于厦门大学生物系，读书勤奋，治学严谨。1929年，他就满腔热情地投入海外交通史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直至心脏停止跳动。先后40年，呕心沥血，为闻名中外的“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吴文良（前排左二）与家人郊游留影
在旧社会，作为一个普通中学教师，他以微薄的薪金来养家糊口，生活清苦俭朴。出于对祖国文化遗产的深厚感情，吴先生在艰难困苦的境遇中，仍抢救了大量有关海外交通史文物。可是，有的人对他工作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对他收集古代外国友人的墓碑感到不理解而妄加非议，他却顶着世俗偏见和习惯势力，乐此不疲。1949年11月，泉州刚解放，社会秩序还很混乱，有人趁机乱挖城墙基石、古墓石头，位于泉州城东的回教灵山圣墓眼看有被破坏的危险。吴文良同廖博厚先生立即向我反映，要我想办法加以制止，我即以晋江县政府的名义发出布告，加以禁止，这个泉州重要的历史文物终于被保护下来了。
解放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保护祖国文化遗产，吴先生很受感动，工作进行得更有成效。1954年，他将几十年搜集珍藏的有关中外友好交通史料的各类石刻154方无私捐献给国家，得到中央文化部门的表彰。1959年，他再次捐献给国家二十多方宗教石刻。这些浸透了先生心血的珍贵石刻，包括古代侨居泉州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和欧洲人遗留下来的各类碑记，为研究泉州这座著名的开放港口城市的历史，为研究中外交通史，宗教史、民族史、艺术史和文字学，提供了十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1957年，吴文良先生编纂了《泉州宗教石刻》一书，全书八万字，附有珍贵图片近二百帧，集中了他倾心征集，研究的多项成果。如古称“刺桐港”究竟现为何省何地，百多年来史学界有杭州、扬州、漳州等说之争。吴先生第一个以大量无可辩驳的物证证实刺桐港即泉州，从而结束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1958年，郭沫若先生致信吴文良说：“最近，苏联科学院要出版一本《世界通史》，决定收集中国历史重要图片100图，要你选择《泉州宗教石刻》15幅图片，以便载入。仅泉州即占百分之十五。”郭老并于1961年莅临泉州时会见了吴先生，鼓励他继续努力。1962年，陈毅副总理在出访非洲前，偕夫人张茜到泉州视察，对《泉州宗教石刻》一书表示赞赏。吴先生即从亲属手中找来八本赠与陈毅副总理。《泉州宗教石刻》一书，刚一问世就引起中外史学界的瞩目，越来越显示它的历史价值。
为了吴先生能集中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考古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1958年，党和政府将他从泉州第五中学调到文博部门工作，为筹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吴先生不负众望，做了大量的很有建树的工作。这里仅举一例：泉州九日山是全国唯一保存宋代海外交通祈风摩崖石刻的地方。吴先生于五十年代末，对九日山的十三段祈风摩崖石刻逐字抄录、校对，考证。1963年，他又冒着酷暑，积极参加了清理摩崖石刻的工作，并于1964年写出《九日山摩崖石刻考证》一书(油印本)。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夏鼐同志称赞吴先生此举填补了海外交通史研究的空白。
吴文良当年在德济门遗址发现的伊斯兰石刻，如今安放在清净寺内
吴文良先生是一个业余考古工作者，长期以来，他孜孜不倦、一丝不苟、默默地进行工作，表现出一个优秀知识分子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意志。
他热爱祖国，热爱乡梓，对祖国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有着一颗拳拳之心。正是这颗爱国心，激励他在长达四十年的考古生涯中克服重重困难，使一批珍贵文物避免了淹没、失落和毁坏的厄运，成为传世珍品。
他爱憎分明，无私无畏，显示了一个革命知识分子的铮铮风骨。他富有正义感，对旧社会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表示强烈不满，疾恶如仇。解放后拥护共产党，热爱新社会。他为人耿直，对错误的东西敢于挺身而出作斗争。
他主张开放，反对守旧，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知识分子。在征集和研究海外交通史资料的过程中，他接触了大量的外国文化，能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我所用。
吴文良先生逝世于1969年。中共泉州市委于1978年9月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肯定了他一生的功绩。今天我们缅怀他的业绩，学习他的品格，对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致力振兴中华是十分有意义的。如果吴先生地下有知，得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活动将于今年2月14日至19日在泉州举行，定会含笑于九泉。
（作者：许集美 曾任解放后泉州市首任市长，原福建省政协副主席）